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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于明后期，比起西欧来已晚了约两个世纪。到清中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农业中，还是微不足道的；在手工业中，亦只占极小比重。经过300多年，直到鸦片战争前，也未能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比起欧洲，大为落后了。①本文探讨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发展迟缓，而这大半也就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基本原因，是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源之一。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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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14,15世纪，首先在意大利的地中海沿岸城市，接着在尼德兰沿海场城市，其后在英国。16世纪，英国和大陆某些城市已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经尼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晚期开始产业革命，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
② 《资本论》第l卷。第783页：第3卷。第371页。
我国的封建社会较早地从领主制经济过渡到地主制经济，较早地出现了土地买卖，较早地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大统一王国，生产力有高度发展，是一种成熟的封建制典型。正因为是成熟的封建社会，它的经济结构比较坚固，自给性比较完整，上层建筑比较强大。并具有较大的自我调整的机能，不容易被冲破和瓦解。我们以为这就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基本原因。下面，我们从生产、流通、分配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生产上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
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封建经济基本的生产结构，这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然而，其结合方式又受自然环境、人口和生产芣系多方面的制约，各民族间有很大差异。
我国是个大陆国家，受季候风作用，季节差异显著；多山，但河流湖泊密布，水利资源丰富；幅员广阔，土壤比较肥沃，适于种植业的发展。自古以来，谷类和桑、麻就是人们食衣的主要来源。宋、元以后，棉代替麻成为被服的主要原料，粮棉遂成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基本内容，“男耕女织”就是它的写照。这和欧洲那些畜牧业比较发达，实行农牧结合和轮作的国家，是有所不同的。我国由于食衣问题解决得比较早，11世纪以来人口即呈现长期趋势的增长(欧洲到18世纪才开始这种增长)，而粮食和棉、桑又都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畜牧业则否)，这种男耕女织的结合形式也就愈来愈紧密。
生产关系方面造成的差异还更大。在欧洲领主制经济中，领主土地上是使用农奴集体劳动的大规模经营。农奴也在自己的小块份地上从事农业生产；而畜牧业则是在公用的草地、休耕地和收割后的全部农地(敞地)上进行的。手工业方面，除农奴家庭的纺织等业外，庄园内还有各种专业的工匠和公用的磨房、冶坊以至面包炉等。这里，庄园是个整体，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并不完全是在农奴家庭内部。我国的地主制经济则不同，除少量经营地主外，土地都是分租给佃户，形成一家一户的基本生产单位，即通常所说小农业、小农经济。农工结合也成为完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尽管有些是通过家庭的调剂)。
我国的自耕农，除少量富户外，也都是小农经济，也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结构。
小农经济是生产力发展较高的产物，在传统农业中，它是最能发挥劳动效率的形式。我国的佃农经济，与欧洲的农奴制相比，劳动者有较多的人身自由，生产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由于是实行实物地租，农民具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去获得时间来从事剩余劳动”，并使产品“归他自己所有”①。明代，特别是清代，分成租制大量转化为定额租制，使农民自有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农民支配自己产品的余地扩大。这样，他们就有可能以一部分剩余产品，或是家庭手工业产品，投入市场。同时，佃农与土地的结合是没有保障的，常有被迫离开土地的可能(农奴则否)；又因地少人多，农民在租佃土地上存在着竞争，他们就有必要从事一些手工业，多一份生产门路，就多一份生存保障。明清还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在耕作上有更大的自由，和手工业的结合也更容易。因此，中国的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具有容纳一定程度商品生产的内在条件，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远比欧洲的农奴经济为强。
① 《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到清前中期，我们明显地看到经济作物的扩大，农产品加工和农家副业的发展，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内容增多。有些农民或者在农业的一极，或者在家庭手工业的一极，把部分生产转化为小商品生产。除丝、茶、棉布等传统商品外，烟、糖、豆油、豆饼也陆续上市。乃至像造纸、陶器等也都成为家庭副业。山西省70个左右的州县中，就约有20个州县的地方志中把陶器列为当地产物，它基本上都是农民家庭生产的，由“远人挑贩”，“贩鬻四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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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纪贤：《方志等古文献中有关窑址的记载》．《文物资料丛刊》第2集。
这种农民家庭手工业有一定的市场条件，进一步发展，就可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然而，在我国，事实并非如此。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除明代即已开始的丝织业外，几乎举不出恰当的例子。除丝织业外，也未见什么包买商支配家庭劳动的形式。在茶、烟、酒等农产品加工中曾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并不是由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小商品生产者转化来的，而是商人雇工生产的。在制糖、造纸中曾出现过工场手工业，但也不是由农民家庭手工业转化来的，而是地主、商人投资开办的。在这些行业中，农民家庭手工业仍然存在，与商人雇主制或工场手工业并行，并且，前者的大量存在成为后者发展的障碍。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最重要的也是数量上占绝大比重的一门手工业，即棉纺织业上。直到鸦片战争前，尽管已经有了广泛的棉布市场，我国的棉纺织业还几乎全部停留在农民家庭手工业阶段，也没有任何资本主义萌芽。它为什么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其原因，除了生产技术上的因素外，最重要的就是我国小农经济生产结构的坚固性。
我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为什么这样坚固呢?这可从三个方面来观察。
第一，农业集约化。如前所说，在西欧的庄园经济中，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并不限于农奴家庭范围；在我国，则是以农民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在西欧，这期间农业生产没有多大变化，14世纪因黑死病引起农村人口大量损失，以及农奴逃亡城市，单位作业面积并有扩大，直到17世纪英国开始农业技术改革，都盛行轮作制。在我国，从明到清，农业生产力有颇大增长，但生产工具极少革新，它主要是依靠集约化耕作得来的，一些农艺学上的改进也都需增加入力。集约化耕作是靠人的勤劳，因而它的发展又巩固了一家一户的生产体制。在这种体制下，集约化又使得耕作规模更加细小。在江南，明代一般是一夫耕作水田10—20亩，到清代耕种10亩还要“雇工以助之”。集约化耕作需要一定的农业投资，又往往需现金支付，每亩约千文。这都使得耕作者更加依靠手工业来补充。集约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是土地不足的地区，这些农民都要“以副养农”，“以织助耕”，或农业仅足糊口，应付租税和日常所需就要靠家庭手工业了。
第二，人口。明清以来农业的集约化，有农艺学进步的因素，同时也是人口增加促成的。我国人口，明代最高时曾达1亿左右，清中叶飞跃发展，乾隆当政的60年间，连续突破2亿、3亿大关，道光间并发展到4亿。以我国资源来说，在适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下，这个人口数量亦并非过多。但在当时，既无新的生产技术，又不能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并缺乏能够调剂劳动力的工矿业政策和移民政策，人口压力与繁重的封建剥削交织在一起，全部倾注到小农经济头上。这就像一条饥饿的鞭子驱使他们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中找出路，结果是加强了这两者的结合。愈是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农业的经营规模愈小。嘉庆时，松江府平均每人仅有土地1.61亩，苏州府更只有1.05亩。①可耕种的土地愈少，愈需要手工业来补充。如河南孟县，“按口计地每人不足一亩”，只好“耕作而外，半资纺织”②。江西铅山，地瘠民贫，惟有竹可造纸，“小民借以食其力十之三四焉”③。山西保德州的许多农民，更不得不“以盆科为常食，用乾泥以救饥”④，即靠制陶器为生。即使在江南最富裕的农家，据《补农书》所记，沈氏和张履祥两位农学家的经营收入，他们之所以富裕，也不是在那几亩稻田，而是在那四、五亩桑田。在这样小块土地上，无论维持生活或致富，都非牢牢抓住手工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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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庆《松江府志》卷二一、二八，记嘉庆十五年人地数；同治《苏州府志》卷一二、一三。记嘉庆二十三年地亩，二十五年人口。
② 乾隆《孟县志》卷四。
③ 同治《广信府志》卷一。
④ 康煕《保德州志》卷三。
第三，经济效益。一种经济制度的兴废，最终决定于它所提供的经济利益的大小。农民家庭手工业可以利用全部农闲时间，利用全家男女老幼的劳动力，实行最有效的分工和协作，这样就造成了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以棉布生产为例，农民为生活所迫，劳作极为勤苦，大都夜以继日，有所谓“一月得四十五日之功”。他们自幼即参加劳动，“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男人下地，老妇执炊，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最大效益。在生产力水平(主要是生产工具)相同的条件下，若是雇工生产，决不能有这样长的劳动时间，加上工钱工食，成本就要高得多。在清中叶，东北曾有雇工织布之例(因东北农民不善织)，但仅个别大户有之，一般仍是买江南、山东农民所织棉布。由于农民织布成本最低，棉布的市场价格水平也就由农家成本所决定。在这种条件下，不仅雇工生产要亏本，独立的个体手工业也难与竞争，因为他们要购买口粮，白受商人剥削。此外，农民既未脱离农业，他生产的棉布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在市场交换中蒙受损失，仍然有农业作为生存的保障；独立手工业者如遇到这种不利情况，则退无后路了。并且。农民织布，除某些集中产区外，主要还是自给性生产，有余才出卖，这种自给性生产，就更加难以代替了。棉纺织业的这些情况，也适用于其他农民家庭手工业，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以上就是我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牢牢结合、封建生产结构十分坚固的基本原因。
农民家庭手工业，主要是自给性生产，它的发展，起着巩固自然经济、限制社会分工、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这是它主要的一面。另一方面，农民生产的手工业品，自用有余的也会投入市场，还有少量是专为市场生产的。由于农民人数众多，涓滴成海，他们提供的产品，单棉布一项就远超过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全部产值，因此，农民家庭手工业又是市场上工业品的主要供给者。然而，即使是专为市场生产的部分，其生产过程也没有与农业分离，还是被束缚于土地，并且，大部分仍是副业性质，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小商品生产。所以总的说，农民家庭手工业，无论对于独立手工业来说，或是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仍然是一种限制力量。事实上，如前所说，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生产中，我们还未发现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丝织业中的包买商，其主要对象也是城市机户，而不是农民家庭织户。
一般说，历史是经过小商品生产的充分发展，才能走向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明清时代，一方面是城乡独立手工业发展不足，一
方面是与小农业牢固结合着的家庭手工业占据优势。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以前者为基地，而与后者相径庭。在一定的市场容量下，独立手工业的发展既相对不足，资本主义萌芽就只能与农民家庭手工业互为盈虚了。
由此可见，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生产结构，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小农业与家庭手：I：业的结合体，又随着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经营规模的细小化，随着人口增长和农民多子分居，像细胞分裂一样再生产和复制着自己，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形成一片汪洋大海。还值得指出的是：农民通过家庭手工业，以社会分工为牺牲品，可以获得颇有效率的经济收益，用以缴租还债、迎婚嫁女和度过灾荒。这就使得我国的小农经济，对于封建剥削具有较大的负荷能力，对于人口增殖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同时，对于新的生产方式也具有较大的排斥力，甚至对于机器大工业的产品也有顽强的抵抗力。这反过来又都会巩固这个小农家庭，维护封建经济结构。
在欧洲封建社会后期，有大量农奴逃人城市。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形成与农村领主相对立的市民阶级。我国手工业的发展是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主，结局也就不同。可以说，欧洲手：I：业的发展是离心的，它促进封建经济结构的分解；而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是向心的，它保持着封建经济结构的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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