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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讨论农民‘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问题时，多引J. C. Scott在1976年出版的专书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1]但其实，早在Scot之前，至少已有Karl Polanyi和E. P. Thompson两位学者做过讨论。Polanyi在对Aristotle（384-322 B.C.）有关‘经济’（economy）概念的讨论中，[2]已涉及经济行为中‘道德’面向的问题。Thompson更是首先提出‘道德经济’这名词，用以分析十八世纪英国的米粮‘暴动’，[3]对后来相关讨论产生很大影响。下面做些札记式说明。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有两个基本假设：第一是‘个人满足无穷欲望的自利性，并且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极大化’，指的是为了满足自身无止尽的欲望，个人会用各种可能手段来获得自身的最大利益）；第二是‘财货的稀少性，个人因此要依自利性与极大化来选择财货的配置方式，并且时常要和其它人竞争财货’，因为强调自然资源与社会生产要素的有限性，而个人欲望无穷又加强了这个有限性，选择、竞争甚至冲突乃无可避免。Polanyi与Thompson这两篇文章的重要主旨，都在用实际例子反驳上述主流经济学的两个假设，Polanyi使用的实例为Aristotle的‘经济’（economy）思想，Thompson使用的实例为十八世纪英国的米粮‘暴动’。
首先，Polanyi将‘经济’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经济’实体（the economy itself），一是‘经济’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economy）。他认为举凡和人群生计、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等社会行动有关的经济过程，一直是构成人群社会生活的重要部份，都和‘经济’实体密切相关，诸如农业收成、长程贸易、家庭中准备各式食物等活动，很早即是构成初民社会中经济实体的重要成份（页71）。然而，人类历史上的‘经济’概念，则有所演变。在作者看来，‘交易’（exchange）、‘互享’（reciprocity）与‘再分配’（redistribution）三种基本元素的不同组合方式，构成了人群社会中的不同经济过程。[4]当市场经济不发达时，‘互享’与‘再分配’占主流地位，而这二个元素的顺利运作，则密切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撑和配合，所以是一种‘崁植式经济’（embedded economy）。当‘交易’成份在经济过程中作用愈明显时，‘市场制度’愈形发达，经济过程也逐渐独立于其它非市场制度的‘社会制度’之外，可称之为‘非崁植式经济’（disembedded economy）。作者强调，在‘崁植式经济’中，因为‘经济’和其它社会制度的关系太过密切，从而很难被独立区分出来，不似‘非崁植式经济’明显地独立于其它社会制度，作者称此种现象为‘经济的匿名性’（the anonymity of the economy）。Polanyi并对‘经济的匿名性’的形成，列举了八项可能原因（页72-78）。
因为‘经济的匿名性’的存在，造成了‘经济’实体源远流长而‘经济’概念则很难被发现。Polanyi认为，欧洲历史上至少有两次对‘经济’概念的发现，一次是在十八世纪中叶由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家所发现，一次则在公元前四世纪由Aristotle所发现。作者强调，两次发现的‘经济’概念相当不同，前者发现的只是相应于‘非崁植式经济’的经济概念，后者发现的则是‘崁植式经济’的经济概念。Aristotle所发现的经济概念，是由‘社群’（community, koinonia）、‘自足性’（self-sufficiency, autarkeia）与‘公平’（justice）三者所组成，他强调的是人群或个人追求财货的目的，在于满足家庭、城邦等‘社群’的基本经济生活获得满足，而各种财货的价格也必须‘公平’，要以便利财货在社群中有效流通为准。简言之，经济过程的主要目标，即在于能够完成社群经济生活的‘自足性’要求，使社群经济生活满足后，能使其成员有充份余暇献身于对公民生活与城邦政治的服务（页81）。因此，在Aristotle看来，人的欲望不是无穷、财货也并非有限，经济行为的动机不在‘自利’与个人满足生物欲望的利益极大化，而是对社群生活的‘良善愿望’（good will, philia）。可以说，由Aristotle发现的经济概念，基本是社会性的而非生物性的，也就是说：经济过程应该是‘道德的’。
Thompson以十八世纪英国农民的所谓粮食‘暴动’（food “riot”）为研究课题，质疑一般分析农民粮食暴动著作中所预设的‘经济人’动机与行为模式。他强调，农民粮食暴动的背后，有一套复杂的‘正当性’概念为基础，并非粮价上涨、粮食出口导致农民饥饿难耐等简单动机和因素所引发（页185、258）。在对1709、1740、1756-7、1766-7、1773、1782、1795、1800-1诸次农民粮食‘暴动’事件的分析中，作者以许多原始地方性档案论证了各次事件中，参与运动的农民其实经常是很有‘纪律’并且具有明确诉求目标的，在外观上实在很难说是迫于粮价上涨导致饥饿难耐而产生的‘暴动’。更重要的是，作者发现，无论是参与运动的农民本身、当地社会的舆情反应，甚至是政府当局，都在事件中反映出某种对粮食‘暴动’本身‘正当性’的认知或肯定。在抢粮运动‘正当性’背后所反映的，其实是一套具有一致性的社会规范与义务观念，也就是一套‘道德经济’的观念。（页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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