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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讨论地主制经济的机制和作用，可以把地主制经济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地主自身的或自营的经济，可称之为“地主经济”；二是地主经济与佃农经济的相结合的经济，可称之为“地主制经济”；三是包括地主经济、农民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三种相互依存的主要经济成分的经济体系，可称之为“地主制经济体系”，或广义的地主制经济。我们把战国以后的封建经济称作地主制类型的经济，主要就是指地主制经济体系而言的。
为什么要提出地主制经济体系的问题呢？在对战国以后社会经济性质认识的各种理论观点中，“地主经济论”是主流观点，但它受到了“市场经济论”和“权力经济论”的挑战。这种来自不同方向的挑战有一个共同的论据，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大量的自耕农，在有的时期、有的地区甚至占了主要地位，这样的社会还能叫做地主制社会吗？我认为，地主经济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应该坚持，但也要对这种理论进行反思和某些修正。应该看到，我们过去在研究地主制经济时，对与之不可分离的农民经济和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是注意不够的。就土地所有制而言，战国以后存在三类相互挹注的土地类型，形成三类相互依存的经济成分，这就是地主经济、农民经济和国家经济。农民经济（这里主要指自耕农经济）始终是和地主经济并存的。国家除了始终保留或多或少的国营农牧业和工商业成分外，还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和干预。由此构成了“三加一”的动态的体系。我们应该如实地把（广义的）地主制经济理解为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系，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地揭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机制。我们试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二 从地主阶级的产生和更新看地主制经济体系
地主土地所有制区别于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主要特点，一是民间土地买卖，二是庶民可以成为地主，三是土地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的分离；三者是不可分割的。但这种庶民地主是怎样产生的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经济独立性加强，份地私有化，以至民间土地买卖逐步发展起来，农民中发生剧烈的贫富分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庶民地主。另一方面，在贵族的剧烈斗争中，产生了集权制的封建政权，剥夺了旧贵族的政治特权，把原来隶属于领主的农奴变成国家的编户齐民，促使土地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相分离。从战国秦汉的情况看，庶民地主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力田致富的，二是经商致富的，三是士人地主，四是旧贵族转化而来的地主。第一种主要是从农民分化中产生的，第二、三种也有相当部分是从农民中产生的。实际上历代的庶民地主中都有一部分是农民“力农”致富产生的。农民不但可以分化出庶民地主，而且可以产生身份性地主。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当然这只是个别的。所以相当数量的自耕农的存在，不但是维持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生存的需要，而且是地主阶级，或者说是地主制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前提之一。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都不是凝固的。就其成分而言，是相互转化、不断变动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够比较长久地保持其活力，是因为它具有某种吐故纳新或自我更新的机制。给地主阶级补充新鲜血液的，在地主制经济体系内部主要是农民，在地主制经济体系外部主要是少数民族。一个体系内部完全是同质的东西，是很难发展的，如果包含了不同质的乃至异质的东西，它的发展就有了内在的动力。农民经济、尤其是自耕农经济，一方面构成地主制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对于地主经济或封建经济来说，它又是一种不同质的或异质的成分；正是由于这种异质成分的存在，使地主制经济增添了活力。
至于国家政权在地主阶级更新中的作用，也是巨大而明显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三 从剥削方式的发展变化看地主制经济体系
庶民地主产生以后，可能采取、而且实际上采取的经营方式或剥削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使用奴隶，二是使用雇工，三是使用佃农，即采取租佃制经营方式。这三种方式战国时代都已经产生了，到了西汉中期以后，租佃制已经明显地占了优势。而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租佃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是与依附关系的发展同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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