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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论
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不可分的，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一切史学理论都可视为方法论：思维的方法或者论证的方法。列宁说：“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3页)。不仅如此，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在论及历史观时，马克思说，它们“充其量不过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1页)这话也许有点过份，不过，“方便”可理解为方法。
前已言及，我还把被称为“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列入本篇方法论中。经济史研究中还需应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理论，也都在本篇中论及。本篇方法论，限于篇幅，我也只讲有关理论和原则，不讲具体操作方法。又主要是讲西方，中国方面另有专篇讲述，从略。
我主张“史无定法”。研究经济史，唯一根据是经过考证的你认为可信的史料，怎样解释和处理它，可根据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性，选择你认为适宜的方法，进行研究口不同问题可用不同方法；同一问题也可用多种方法来论证，结论相同，益增信心，结论相悖，可暂置疑。
我写过一篇《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举了些实例，有兴趣者可参阅。(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一)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
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中国史学自司马迁起就是实证主义的，宋代加入义理，并改进因果论证。清代考据学、训话学出现盛况，20世纪初兼采考古学成果和西方考证方法，益臻完善。20世纪50年代一度陷入教条主义，但未放弃实证原则。近20年来，大量发掘史料，考证范围扩大，博采翔究，举世称盛。
西方史学曾长期受制于神学，继受浪漫主义影响，至19世纪初始有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故称兰克为近代史学之父。当时主要用语言学和法学方法考证历史文献，诠释经典著作，成绩斐然。不久进化论问世，考古和自然科学方法进入实证主义，麦特兰(F.W.Matiland)史学名重一时。继之欧洲各国开放档案，史学家信心十足，19世纪末阿克顿爵士(Sir John Acton)受命编篡《剑桥近代史》时，相信他们是在为“终极的历史”作准备。然而，就在此时出现了批判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20世纪30年代出现相对主义认识论，20世纪50年代出现逻辑实证主义，20世纪60年代又有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都是批判实证主义史学的，但是，所有这些并未根本动摇实证主义的基础，而是以新的观点丰富了史学理论，也丰富了实证主义方法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批判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可以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克罗齐(Benetto Croce)、柯林伍德(Robin G.Collingwood)为代表。
原来孔德(August Conte)创建的实证主义，是把一向视为艺术的历史学纳入他的社会学，比同于自然科学，用归纳、演绎等科学方法确立历史事实，再寻找规律。狄尔泰指出，历史学是研究精神的，与研究物质的科学不同，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史学家和他所研究的对象(历史事物)都属“个体生命”，有同一性。真正的历史知识只能来自史学家对他的对象的“内在体验”，使对象活在他的心中。这等于史学家以自己的生命思想复活已死的事物，给历史以生命，他称之为“移情”。并用移情论建立他的解释学(Hermentics)：对于文本(历史文献)须从个别词语来理解整体，又从整体来理解个别，构成“诠释循环”，以及从历史理解现在，从现在理解历史，多次循环，才能有比较完整的知识。
克罗齐也是把历史学视为一种艺术，不过一般艺术不必求真，历史则必求真实。科学是从外部观察自然事物的普遍性，历史研究则要求研究者进入历史事物内部，领会事物的个别性，而这样作出的判断是真实的，因为普遍原理只有在个别中被实现才是真实的。克罗齐又认为，史学家总是根据当代的兴趣去选择历史题材，根据当代的思想去评论历史事物，它是史学家此时此刻的思想活动，因而得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结论。现实兴趣没有进入过去以前，只有历史档案，现实生活进入档案以后，才出现真正的历史，而这也是历史的功能所在。
柯林伍德指出，历史是一个由此及彼的生成过程，过去的东西并没有死亡，而是以改变了的形式浓缩于现实之中。历史过程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每人行为背后都有其思想动机，史学就是研究这些思想动机，因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史学家研究前人思想，也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它。但不是在原来的水平上，“他之重演它，乃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这里的知识结构包括了历史，“过去的一切都活在史学家的心灵之中，正如牛顿是活在爱因斯坦之中”。
上引语见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该书并检讨了自古希腊至20世纪初的各家历史观，可资一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以上可见，狄尔泰、克罗齐之批判实证主义，主要因为史学是艺术，不能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柯林伍德虽视历史为科学，但它研究的是思想，须用思想“重演”的方法。事实上，他们并不反对确立史实和考证功夫。狄尔泰的解释学就是一种考证；克罗齐曾盛赞当时考证成果，使史学脱离幼稚状说：而柯林伍德所强调的“批判”一词，主要指考据、考证。
20世纪初流行的新康德主义观点认为，自然界是统一的、永恒的，有普遍规律，而历史则是个别的，“一次如此”的东西，没有普遍性。再则，自然界无价值可言，而历史则是人为的，对历史事物有价值判断(道德判断)问题。孔德和斯宾赛(Hebert Spencer)的实证主义，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并主张对历史也像对其他科学那样，只问“是怎样”，不问“应该怎样”。这就引起了争议，至今未完全解决。
这里谈一下我个人看法。我认为，历史学属于人文科学，并具有艺术(教育)功能。历史中也有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但主要在人口、社会和经济的结构与组织方面，且不具永恒性。史元定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的研究方法都可有选择地用于历史研究，尤其是用于考据和实证。至于价值判断，我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史学如元价值判断，怎能古为今用呢? 19世纪一些史学家力求态度“中立”，免涉是非，是不可取的。我主张要有两种价值判断：实证的(positive)和规范的(normative)。作实证判断时，应把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即严格的历史主义，不可用今天的标准妄议古人。作规范分析时，则可以今天的历史知识和价值观为准，评议历史事件的潜在效应和长远后果，说明当时人的历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够的谦虚，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下一代人也会指出我们所作判断的历史局限性。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可以贝克尔(Carl L.Becker)和卡尔(E.G.Carr)为代表。贝克尔认为，历史事实作为过去的存在已经消逝，实证主义者要求“如实地说明历史”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今天，“历史便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这种历史是相对的，跟着人们知识的增加而变化。卡尔提出，历史事实是史学家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出来的，总不免主观意识。单纯的历史事实只是一潭死水，经史学家选择和探讨才成为有意义的东西。因而历史乃是“历史学家跟他们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这一思想在后现代主义者伽达默尔(Hans-George Gadamer)的解释学中发展成系统理论。伽达默尔师承海德格尔的“前有”说，认为人们在解释文本(历史文献)之前必有自己的、由历史和文化传统形成的“前理解”或“成见”(Voruteil)，它给解释者以“视域”(观察的角度、范围)，经过与文本互相切磋，达成共识。因而，解释不是像狄尔泰的解释学那样是重建过去，而是一种创新，达成更高基础上的理解，“比希腊人更希腊”。他说“理解总是一种对话”，真正的理解乃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问答逻辑”，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超越时间距”的交流。人们的成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轨道”，会使视域更卓越宽广，理解也更深入真实。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否定了康德的“自我”历史观，也否定了西方传统的主客体的对立，理解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而是今人与古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其发展，便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
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都可一读。
我认为，应当承认历史认识有相对性。我常说，历史研究(不是写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的或者认识不清楚的过去的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历史上总有认识不清楚的东西，已认识清楚的随着时代进步和知识积累，又会变得不清楚了，需要没完没了的再认识。这种认识和再认识都不是复旧，而是创新，历史学也因此不断进步。就历史上的事件说，当事人并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后果，甚至不了解为什么这样做。就史料说，当时人的记载既不能详尽无遗，也不能认识它的历史意义。这都要靠史学家的考证功夫，汇集各种旁证，甚至外域的反应，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它的全部意义。在这种考证中，史学家的主观见解既不可避免，也是必须的，特别像史学家的“历史修养”，是不可或缺的。问题是不能圄于主观，而要在研究中更新。卡尔把历史的研究比作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伽达默尔把文本的解释说成是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的交流，都很好。从认识来说，他们的主体与客体观点，十分近似中国的历史观，在他们的方法论中，也都具有“百家争鸣”和不断更新的内涵。
最后，逻辑实证主义。它原是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思想，作为方法论，它是以经验为根据，以逻辑为工具，进行推理，用概率论来修正结论。这个学派传入美国后，与美国原有的实用主义结合，产生一种模式法的“科学哲学”，用于历史学，以波普尔(Karl R. Popper)和亨普尔(Carl G.Hempel)为代表。波普尔认为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同属经验科学，但科学之成为科学不在于它能找到多少例证，而在于合乎逻辑理性。他根本否定了考据学最常用的归纳法，并认为资料不能生产理论，资料比理论“更不可靠”，转而从推理出发，研究逻辑的“覆盖率模式”。享普尔完成了这种推理模式，即首先要有一个或几个普遍规律，其次是具备一组事情发生的初始条件，由此推理，得出描述或解释，只有这样得出的描述或解释才是科学的历史。这就把实证主义完全撂到一边。
我一向是反对用模式法研究历史的。一个时代的经济运行、社会结构确实会形成某种模式，但那是研究的结果，不能说历史是按某种模式安排的。模式法常导致决定论、预期论，这也是不健康的历史观。逻辑实证主义，首先是普遍规律问题。享普尔也承认他提不出历史的普遍规律，而是借用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已有规律；还有人提议用“正常状态”下的虚拟规律来代替。其次，所谓初始条件，除非是单称命题，是不可能齐备的，即使单称命题，也不能包括历史上的偶然因素。事实上，逻辑实证主义的史学并未流行，在美国用此法进行研究的，也只是某些个别事件。
(二)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或谓经济史学是经济学与历史学两者的边缘学科，研究者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根柢。不过我认为，经济史的根据仍然是经过考证的史料，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尤其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家常希望他们的理论成为永恒的，实际做不到，因而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各种学派。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正何正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经济学理论有明早的时代性，而作为分析方法，则寿命会长些。我举二例。
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主义，由于以效用价值说为基础，受到古典学派的攻击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否定。在后来的边际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即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有些学派中被成本价值说所代替。但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则广为流传，至今仍在应用。原来，边际分析方法只是微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和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已有边际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的假定下，边际收入与平均收入是一致的。到不完全竞争、垄断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应用日广。
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煊赫一时，为西方许多国家奉为国策，为渡过危机作出贡献。但不过20年，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即暴露缺陷，基本上为新古典综合派所代替，并受到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的批判。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与投资等指标，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等，则被广泛应用，至今不息。因此兴起的增长理论，作为方法论，对经济史研究十分重要。
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那么，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怎样利用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呢?我想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它作为思考方法，包括它的经济史观，二是利用它作为分析方法。
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思技术。”思考方法，西方常称为approach，即怎样去看这个问题，从何入手，头脑中形成什么样架构。各经济学派不同，要根据我们的历史观，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所研问题的性质，选择可用的理论观点及其思维逻辑作为思考方法。选用任何理论，都应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述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
著名经济学家，大都有自己的经济史观。例如亚当·斯密，把人类社会进步归结为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受市场范围限制。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提出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有的是以生产的发展为主，有的则以交换的扩大分期。是需求牵动生产还是生产决定需求，至今争论不息。我很同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把生产和交换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的主张，两者互相制约，至于哪者为主，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情况。20世纪初熊彼特的创新论，把经济发展看成是经济内部各种因素创新的组合过程，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史观。60年代罗斯托(Walt 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尤其是他的“起飞”和“主导产业”概念，最受人注意。不过这都是讲资本主义前期，到二次大战后，又有许多新的理论出现。
这里，介绍一段诺斯的看法。他说，目前，研究经济史的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三种。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在研究19世纪中叶以前的经济史中还是有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注重市场调节，并注意知识积累和边际替代，是一种乐观模型。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场机制，是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并强调所有制、国家的作用和技术发展口但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益等精确的分析方法。诺斯的这段分析很精辟，不过我以为经济史研究还应从社会和文化方面取证，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
关于把经济学理论作为具体问题的分析方法，我以为可根据我们研究课题的适用性和资料的可能性，选择某种理论的一点或几点，作为分析方法。例如我以为李嘉图的地租论，在分析中国封建经济中即可有用。又如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用于支付农场雇工工资部分)，这一思路仍可用于分析明清经济的发展。就是说，有些经济学理论可加以修改，然后利用。又如投入产出法，在资料较多的明清江南农业和手工纺织工业中，已有人应用。在近代经济史中，可利用的范围更广些。19世纪后期以来的价格、市场已有不少人进行分析，在农业和新兴工业中已有人尝试边际分析。20世纪以来，宏观方面诸如GDP、总需求、总供给、投资以至消费结构等，都已有人在研究。
最后谈一下经济史和经济学的关系。经济史研究的东西，包括体制、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思想以至习俗惯例，远比经济学广泛，而且是活生生的。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巨著中，把经济史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四种基本学科中最重要的一种，它不仅“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得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索洛(Robert M.Solow)写过二篇《经济史与经济学》。他谴责当代“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而是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批评当前美国的经济史也像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按工具即方法)，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一碗粥”。这话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三)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
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holistic perspective)作为方法论，都源于社会学。社会学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乏和”，而结构意味着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关系。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自始即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他们认为历史学重视的不是显赫人物，而是组成社会的群体；不是动人的事件，而是不显眼变化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该派的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以他1947年完成的《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使结构主义整体观史学系统化并臻成熟。
布罗代尔的史学体系由三部分组成：(1)长时段(以世纪计)的构造史，包括气候等自然环境史、地理变迁史、社会心态史。(2)中时段(数十年计)的动态史，包括社会史、经济史、国家史、文化史等。(3)短时段(以年月计)的事件史。他认为，传统史学所重视的事件史，其事件的发生常由动态史的局势和节奏来调节，而中时段的动态史又受长时段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心态，的制约。三个时段或三个层次的相关研究，才能显示任何事件和(经济与社会)周期波动的本质和意义。就历史来说，结构意味着一种集合，一种构造，一种在相当长时间内延续力强的实在。它是历史的基础，又是历史的障碍，因为它规定了某个历史时期人们不能超越的边界。
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是以他的多元时间理论为基础的。人是生活在短时段里，生命有限；但他同时也是在中时段和长时段之中，实际是“多元时间的我”。我们的语言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多元时间的，先我们而存在，等我们死后还存在。用多元时间研究历史，可以避免眼光短浅、对事件那些只争朝夕的评论，也可以避免那种就事论事、有话便长、无话便短的历史文风。
布罗代尔是重视长时段研究的，但不都是时间长。他1967-1979年出版的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其第二卷讲市场经济，特别是经济的周期性；第三卷讲资本主义，特别是经济中心在世界范围的转移。而第一卷，相当于他体系中长时段构造史那一卷，标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其内容：从人口、气候到百姓的婚丧、医药、教育；从资源、产业到居民的衣、食、住、行；从市场、货币到人民的收入分配和社会风尚。他说，正是这种每天重复发生的“结构”规定了各种经济活动的“边界条件”，也就是第二、第三卷所述那些重大活动的依据和制约。
布罗代尔的结构主义整体史观可谓完备无遗，但应用颇为困难。首先，体系过于庞杂，有“万花筒”之讥。这也必致卷帙繁浩，其《地中海》一书有1200余页，令人畏读。我认为，今天我们中国经济史研究还应提倡分工合作，专而后宏，对每个研究者说必有所舍，才能有所取；但都应有整体观点，全局在胸，力戒孤立地看经济问题。许多问题，特别像自然、地理、生态、人口等，可依赖专家。作为史学家，只于专家成果中理清其结构或“构造”关系，就达整体史观的目的了。
第二，20世纪6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已广泛进入人文和社会科学。就经济史而言，主要是用结构分析修正传统史学的线性发展观和修正单线的因果链。并且，所用不仅是经济学中那种产业结构、部门结构的概念，而是社会学中多元、多层次、多时间的相互关系的概念。
第三，人们批评布罗代尔太轻视短时段的事件史，布氏在《地中海》再版中作了回答，他说对事件不能客观地叙述，而是由史学家根据自己的哲学选择的。这有一定道理，历史都有选择口不过，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时，事件，尤其是政权离合、变法改制，以至州县建置，驻屯军等都对经济作用很大；至近代，涉外事件常左右全局，几乎是不可选择的。许多事件都影响深远，甚至一个诏令都可成划分时段的标志。因此，也不能以分析史完全取代叙事史。并且，不但叙事，在多元、多层次的解说上，或恩格斯所说“合力”问题上，用叙述法往往更周全和概括。20世纪初西方批评历史主义，有人(M.White)写了一本书《分析时代》，那时，分析史学弥漫整个西方。但是，20世纪80年代，又掀起叙述主义之风，福柯、伽达默尔都有此主张。中国史学没有卷入这场风潮，基本上是叙事之中有分析，以史带论或论从史出，我看这样最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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