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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一直是海内外学者为之如痴如醉重大课题。被称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的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再次带给国际学坛的震撼。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等[1] ，都以其全新的视角、方法与成果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多获得美国学术奖项[2] 。以上述学者为代表，构成了迅速崛起的“加州学派”[3] ，该学派因其代表人物集中于美国加州而得名，其实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域性学派，更重学术理念 。加州学派以一批活跃的少壮派社会经济史学者为主，他们研究领域相互交叉渗透，彼此交游密切，不断切磋论辩，相互呼应，已经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形成强大冲击波。
大致简单说来，加州学派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学术理论与方法。第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化不是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第三，注重中国研究，并将中国置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突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进而由此检验基于西方历史的观点与理论。第三，注重比较研究，比较视野从以往的文化差异角度转向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并检讨传统学术。本文结合加州学派及相关学者的成果，评述其主要观点与创新，并探讨研究范式方面的突破。
一、大分流
李中清与王丰、王国斌、弗兰克的新著都已有中译本出版，在国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黄宗智的著作[5] 在中国流传更早，本文不作专门评论。彭慕兰新著中译本尚未付梓，本文作一简单评述，并介绍围绕该书的学术争论。
与王国斌、李伯重一样，彭慕兰也主张18世纪以前江南与英国之间的经济成长方式大体类似，同属于“斯密型成长”模式，他还认为中国岭南、日本、印度、东南亚也不例外。彭氏极具原创性的观点是，整个18世纪传统世界各核心区都相对面临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地区性短缺，中国与日本的核心区生态环境并不比西欧糟糕，唯欧洲因海外殖民地与新能源的开发而成功地避免了本土的生态制约与马尔萨斯制约，中国内地与其他亚洲外围区则不能。如果欧洲不能从地下和海外的资源中获利，欧洲也只能沿着既往道路继续走下去。结合经济史与生态史的比较，他还试图评价世界几个区域不同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并反思这些区域间联系的意义，他强调世界经济起源于各地经济相互影响，而不是“发达”的欧洲简单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一论调显然受到弗兰克的启发：不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而是世界造就了欧洲。
工业化进程与中西分异，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心理等各个层面广为探讨。以往的主流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前欧洲经济迅速变化发展，而中国经济停滞衰退，两地经济成长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彭氏则反驳了西方学者关于欧洲相对中国的差异论与优越论，认为在生活水平、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要素市场等方面中西颇多相似之处，直至1750年欧洲至少并不比中国先进，实际上中国江南还要更发达一些，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方面欧洲也并不比中国更有效率。两相对照，工业革命前的中国与西欧，既不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也不存在经济成长模式的优劣，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成长模式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
既然如此，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西经济发展的分异？这意味着中西比较必须加以重新审视，不仅从观点上，而且从研究范式上。为了便于深化比较研究，他聚焦于江南与英格兰。传统主流观点认为，英国模式在经济发展道路与社会形态的演进必然导向工业革命，具有普遍性，但欧洲经济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却论证了工业革命并非英国传统经济演进的必然结果。而荷兰模式、江南模式在早期工业化中更具典型性，英国道路实际上具有特殊性。中国的江南地区与英国以及欧洲最具可比性。
江南与英格兰的经济成长方式，同属斯密型动力，即通过市场实现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优势和利益，市场扩大，经济成长的空间越大。传统主流观点认为，市场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动的专业化与分工的扩大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根本性因素，庞大的殖民地市场是其强大刺激。在此之上又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是因为市场不发达，缺乏英国一样的海外市场。李伯重有力挑战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明清时期形成了全国市场[6] ，它为全国经济中心江南所提供的广阔市场，即使拥有广大殖民地的英国也不能与之媲美，如此，江南与英国的市场差异说也就不攻自破，因为，无论是英国的殖民地市场，还是江南所依托的外部市场，在本质上都没有任何区别。不仅如此，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江南所拥有的海外市场也相当广阔。
彭氏认为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是传统观点所揭示的为英国提供了工业品市场，而且单就市场本身而言，中国的市场更接近于斯密型的自由竞争模式，生产要素包括土地与劳动力的流动都是西欧无从比拟的。彭氏此论，其他欧美学者亦早有类似的观点，伊懋可、罗友枝甚至认为，明清中国市场是一种过度竞争的市场。[7] 这样一来，市场推动工业革命论自然难以立足。由于江南所依托的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市场更为广大，并更具自由竞争意义，如果斯密型动力能够导致工业革命的话，江南应该比英国更具优势。市场因素不仅不是双方的差异，相反是其共同基点，那么，差异在哪里？
彭氏认为西欧在各项经济指标上几乎不具备独有的内生优势，唯一的优势是煤。英国的煤矿位于经济核心区，不像中国一样远离最发达的江南，而且其地质状况与中国主要煤区山西也不同，英国煤矿含水量大，蒸汽机发明最初就是为了开采时不断抽水，进而演进为最重要的动力机。山西煤则干燥，与之相伴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通风技术，不能造就蒸汽机的伟大发明与应用。像英国一样通过煤刺激工业化，在中国没有发生，缺煤的印度也没有，荷兰也没有。近代经济体系，实际上是从传统“发达的有机经济”转变为“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经济”，英国通过煤铁等矿物能源的大开发，催生出工业革命。
不是市场，而是煤铁等物质条件及在此基础上工业结构的差异与趋势，导致江南与英国的分野。这种观点粗看起来让人心存疑虑。事实上，这是合乎逻辑的，在现代化交通运输问世以前，物质资源与地理条件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制约是至关重要的。欧洲很幸运，煤矿丰富，新型的能源密集型工业得以发展，另一关键因素则是欧洲与新大陆的贸易。
传统观点认为殖民地的作用在于开辟了工业品市场，彭氏认为更主要地是为英国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与资源，因而广大的殖民地虽然不是从市场来推动工业革命，却从另一个层面产生诱因。来自殖民地丰富而廉价的棉、麦、肉、木等土地密集型产品，使欧洲节省了土地和森林，能够集中从事能源开发与其他生产，成功地缓解了生态制约，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工业革命。同时殖民地吸纳了6000万欧洲剩余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海外殖民地。这使得西北欧人口急剧增加，并脱离土地，专门致力于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朝着传统有机经济产出最大化的方向继续努力。煤和新大陆使得欧洲走上了资源密集型与劳力节省型的道路。全球化联系使欧洲从美洲获得丰富的初级产品，与此形成对照，亚洲外围区无一能与之相比。1750年后，东亚内陆尽管人口大增，工业繁荣，但这种增长阻碍了这些外围区向长江三角洲核心工业区输出重要资源。中国内陆外围区能够寻求进口替代品，相对缩小了中国工业中心区的商品市场，提高了核心区从内陆外围区进口原材料的价格。[8] 核心区土地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只能被迫沿着劳动密集型与资源节省型道路继续增长。如果欧洲不能从地下和海外的资源中获利，欧洲也只能沿此道路继续走下去。
二、大辩论
加州学派挑战主流的创新，使其每一部重量级著作的问世都带来国际学坛的热烈讨论，李中清、弗兰克各自的著作就是如此，彭氏新著为加州学派带来新的大争辩。彭氏新著在西方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研究、欧洲研究、生态史研究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或商榷[9] 。围绕彭氏新著的争论，实际上远远超出该书本身，而涉及到彭氏所引用的众多其他学者的成果与材料分析，特别是李伯重与李中清的研究，更牵涉到中西比较尤其是英国与江南比较的诸多重大问题。李中清的著作，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不少评论和商榷，但其震撼仍在延续，此次争论中仍成为热点。因此，这次大辩论可以说是加州学派中西比较研究的一次大检阅。
2002年6月3日，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中心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题为“大分流？：中国与欧洲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围绕彭慕兰与李中清各自的新著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与会者达百余人，而论辩的双方是清一色的加州学者。会议先由两书作者彭慕兰和李中清（及其合作者王丰、康文林）等作简要陈述，由黄宗智、武雅士（Arthur wolf）、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提出批评，接着彭、李、Jack Goldstone进行回应，然后又展开一轮反击与回应。[10] 这次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有9篇，主要论战如下。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涵化（involution）：18世纪英国与中国》[11] 指出，彭氏所论似乎很有吸引力，既提出了欧洲中心论者习惯讨论的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英国那样发展，也提出了为什么英国没有象中国那样走上集约内涵化的道路。但彭氏没有立足于原始材料的考察，而是依赖二手材料与成果。彭氏认为1800年以前英国和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与内涵化没有高低之别，黄氏诘难其论述无视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论。劳动集约化程度长江三角洲高于英国，这是由农业类型及其特征所决定的。内涵化农业阻碍了大规模农场节省劳力型资本化与规模经济的可能性，同时，家庭农场兼家庭工业的生产单位也阻碍了原始工业与近代工业中的节省劳力型资本化。彭氏所论人口与资源压力，1800年长江三角洲并不比英国高，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正是这种压力导致三角洲的内涵化。黄氏还对李中清人口论提出了商榷。
黄氏最后总结了自己的观点：18世纪的英格兰和江南长江三角洲，分别典型地代表了欧洲的发展模式与中国的内涵化模式。英国农业较之于长江三角洲农业，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投入要低得多，平均农场规模是江南的100倍，平均农业用地是45倍，单位劳动时间的生产率要高得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了以城镇为基础的手工业的发展。1800年的英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具现代农业和工业发展的条件。江南则迥异，单位土地上的劳动密集化和内涵化臻于极致。所谓内涵式增长，就是以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所实现的绝对产出量的增加，体现在单位面积的高产出及其所支持的城市网络的能力。
欧洲史专家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英国与长江三角洲的分流：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和发展模式》[12] 一文，以R. Brenner七八十年代旧作所论英国独有的农业资本主义基础上，详实比较了英国和江南农业特别是谷物生产。其中心论点是：1500-1750年间，英国和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道路导致根本性的分流，到18世纪后半叶，英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达和相对富足的地区，而长江三角洲则日趋贫困。美洲对英国的贡献尽管非常巨大，但不是根本性的因素。导致分流的原因，他们归结于英国与众不同的社会-财产关系体制，不仅与长江三角洲有异，也与英国中世纪不同，与1500-1800年欧洲大多数地区也不同。后三个地区的经济沿着马尔萨斯道路演进，因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农业部门由有产农民和统治阶级所主导，统治阶级通过强制掠夺农民能够实现自我再生产。这些经济体通常的轨迹，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生活水准降低。英国经济避免了这种命运，因为近代初期，经济不再由农民与地主主导，而代之以农业和非农业的直接生产者控制，他们一方面不受超经济强制掠夺，另一方面避免了非市场途径直接获取其生存资料。因此，与长江三角洲形成对照（并且在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英国经济在17世纪早期至1850年间的长时段中，农业生产率提高，人均GDP上升。英国通过斯密道路成功走向工业革命。
彭慕兰以《超越东西二元论：18世纪世界的发展道路的重新定位》作了回应，并另作长文专门回应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13] 。他认为黄宗智的评论，第一是基本曲解了彭氏观点及部分支撑论据，第二，黄氏评论的中心，仍然认为他1990年的著作是理解长江三角洲经济最好的框架，他既不理会对该书的批评，也忽视了新的欧亚研究的丰富成果，第三，黄氏几乎缺乏18世纪的数据，而依靠时间跨度的延展来推论，不顾18世纪与19世纪及以后的差异：人口增长与否，政局稳定与否，生态稳定还是危机，此外还有技术变化。在回应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的长文中，彭慕兰的结论不变，英国与江南的大分流不在18世纪，而在下一世纪；不是始于农场，而是来源于地下和海外。
Jack Goldstone《为树木迷失于森林：有关交流的评论》[14] 同意这样的观点：在18世纪，至迟到1750年，中国经济与欧洲相当或更先进，其核心区领先于英国。针对黄宗智、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所论19世纪以前英国农业生产率高因而导向工业化，而中国农业生产率低导致停滞和内涵化，Jack Goldstone试图证明其观点的错误与缺陷。他从人口增长趋势、生活水平与贫困现象、生产率水平与趋势等方面对英国与江南进行了比较。最后他强调，既使所有细节都弄得一清二楚，仍然要理解工业化的本质与核心，那就是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innovations）, 集中于蒸汽机的使用所引发的矿物资源的开发。当然，为机器产品提供资本和市场需求是必需的，是起码的条件。英国与世界其他农业经济的分流，弄清其原因必须转向技术与科学，尤其是蒸汽动力的作用，而不能只简单关注农业或资源。欧洲的科学发展是其他地区所缺乏的。其弦外之音是，即使经济落后，也不影响突发性的革命，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不在乎经济发展水平孰高孰低。
彭慕兰著作论文牵涉面广，来自各方面的评论不少。如麦克法兰作了两篇评论大分流的论文[15] ，他认为欧亚两端的差异，远比彭慕兰等所论及的两百年更深远，也不限于经济或社会因素，而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各层面。他比较印、英、日、中家庭人口与组织结构，发现中国与英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而不只是两百年。他担心，过分热衷18世纪，会掩盖真正的差异。
李中清等的主要观点是，中西之间的人口历史与模式，不存在马尔萨斯所论的类型区别，和欧洲一样，中国也是“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形成的“生育驱动”模式，而不是“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s）构成的“死亡驱动”。中国存在一种集体主义抑制，从传统时期的家族主义控制生育，到当代国家控制生育（计划生育），可谓一脉相承。这成为彭慕兰人口解释的主要支撑。黄宗智围绕溺婴（主要是女婴）现象展开讨论，认为溺现象是因为贫困与生存压力，清代正是人口压力与商品化两大趋势强化的时期，溺婴成为18世纪社会危机的征候之一。黄氏诘难对方人口解释的动机想在中国发现欧洲的对等现象。李中清等《现实性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16] 一文回应了黄宗智的批评。李中清与李伯重[17] 的成果表明，人口压力在清代并不存在，清代前中期最富裕的江南，人口成长率略低于明代江南，且大大低于同时期全国平均成长率。溺婴现象在宋代就有明确的记载，并非生存困境所致，而是生育控制的传统之一。针对被误解为“想在中国发现欧洲的对等现象”，李中清在该文中明确提出“中国式抑制”来张显原有观点。
武雅士《后期中华帝国存在生育控制迹象吗？》[18] 质疑李中清等的成果，也包括赵中维等的成果。他的主要依据是其1980-1981年的调查数据，以此质疑对方有关中国低婚姻生育率的数据基础。置此不论，武氏认为应该能找到比对方所谓有计划的生育控制（“晚开始，早停止，长间隔”及“产后堕胎”）更合理的解释。他还认为中国人的低婚姻生育率，不是由于生育控制，而是由于贫困与生存压力。他坚信“大多数中国夫妻希望儿子越多越好”，其分析结果是中国具有“高生育率”。武雅士在专注于争辩时，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论点恰恰证明了李中清的观点。因为武雅士的调查对象，正是传统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尚未确立的断裂时期，从而也就意味着当时没有集体主义的生育制约（相反是集体主义下鼓励生育的时期），生育率就高，反之，生育率会得到有效控制。无怪乎康文林等就要不要回应其陈旧的看法，犹豫再三。《旧瓶装新酒：转型前中国出生率》[19] 集中回应了武雅士所批评的三个内容：转型前婚育率水平；人口再生产行为模式；贫困与中国婚内低生育。李中清以《历史上的生育控制：答武雅士》[20] 也简短地作了回应。除了说明数据的确凿无误并指陈对方的曲解与失误之外，李中清强调，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学者与官员就已关注人口问题，虽然传统中国文化宣扬多子多福，但相反的思想与实践同样流传广泛，同样重要。推断中国人生儿育女总是希望多多益善，不存在审慎的生育控制行为，这是不明智的。应该指出，计划生育政策下农民生育的强烈愿望，可能会误导人们理解传统中国生育观念，李中清的苦心并非多余。
在几次交锋中，争辩容易出现的倾向也不时显示出来，如曲解对方观点，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抓住细节的争辩而忽略主要论点，等等，亦不无偏颇之论。对于资料的理解也见仁见智，如对方行有关江南农民消费的成果[21] ，彭氏和黄氏都从不同角度来引伸自己的观点；又如双方所倚重的李伯重的研究成果，也是各有取舍，而没有考虑到李氏前后期观点的发展。但是暇不掩玉，这是一场富有收获的学术争鸣，尤其是江南与英格兰的比较，可以说是一次对已国际学坛成果的全面回顾、总结与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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