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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史在西欧颇有学术渊源，而新一代经济-社会史学家的出现则在西方史学界代表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至今方兴未艾。经济-社会史的英文原文是"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所以准确的翻译应是“经济与社会史”或“经济—社会史”[1] 。近20年，西方史学流派和学科被大量介绍到中国，现在，依据现有资料，笔者愿借此机会对经济-社会史在西方的发展脉络、发展现状和基本特征做一概要性的述评，以进一步推动和开拓我国的历史学研究领域。
一、“经济-社会史”的历史
经济-社会史在西欧颇有学术渊源，它始终与经济史密切相关，所以我们需要从经济史在西方的发展说起。
关于经济史的起源，最早可追及到16世纪，比如布代等关于货币和价格的研究；有人则追及到17世纪，著名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奇波拉认为，经济史建立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基础之上，因此经济史最初是与17世纪经济学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并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与经济学一起得到发展。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斯密习惯运用历史来论证经济学原理，在他那里历史学和经济学是结合在一起的。而马克思在历史与社会经济分析的结合方面被公认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不过，一般的研究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在19世纪晚期才形成。
在西欧，历史学19世纪比以前大为普及，于是在大部头的民族国家史里开始出现关于经济情况的章节。可是，经济史仍未在历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更罕见经济史专门著作。当时一般的史学著作中，五分之四的篇幅用于叙述国家与政治，而经济、社会、思想、艺术等则往往置于全书的末尾。所以，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肖努认为，真正的经济史实际在1890年代以前尚未面世[2] 。不过19世纪晚期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英国，19世纪末叶牛津、剑桥大学历史系相继开设经济史课程，属人文学科，相沿至今。同时，“经济史”首次被列入大学考试科目。1892年，阿什利（W.J.Ashley）成为操英语国家的首位经济史教授。1895年伦敦经济学院成立，将经济史置於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1910年起又首先在曼彻斯特大学，然后在剑桥、牛津、爱丁堡、伦敦等大学设立了经济史讲座教授。法国、德国等西欧大学也先后开设经济史课程，而且也在人文学院讲授。惟美国，自1893年哈佛大学设立了经济史讲座教授，经济史课程多设在经济系，少数设在历史系。
20世纪20年代，经济史在英国开始表现的与众不同，由此英国成为经济-社会史最早策源地。1926年7月，在艾伦•鲍尔（Eileen Power）、托尼（R.H.Tawney）及李普森（E.Lipson）三人倡导下，在牛津大学成立了“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并出版会刊《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专门学会的成立及专业杂志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史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英国一些史学家也开始表现出与一般经济史学家不同凡响的风格，代表人物就是托尼。托尼本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同时他的学术思想与研究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在《十六世纪的土地问题》、《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乡绅的兴起》[3] 等论著中，试图从不同的侧面揭示英国资本主义产生这一重大历史现象。他相信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变迁的首要动力，同时又确信社会和经济的同步发展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例如他关于资本主义从宗教改革时期开始兴起的命题，就指出了这种平衡发展的重要性，而其他学者多强调资本主义先于宗教改革。托尼早在1932年就指出，历史学关心的不是过去的一系列事件，而是研究社会生活，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把一代人关于社会的经验观察扩大到全人类的经历[4] 。总之，托尼的研究不再是纯粹的经济史，而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相交叉的历史。可惜，托内的学术思想没有被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克里斯托弗•希尔曾努力推进英国的经济-社会史，例如使生产关系的研究有所深入，不过，他的研究有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反而使历史研究越来越狭窄。
在法国，与托尼遥相呼应的是年鉴学派。在年鉴学派的推动下，法国经济史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变化。1929年，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创办《经济与社会年鉴》，刊载的经济史论文比一般的视野更为宽阔，不仅重视经济与社会的研究，还重视人们精神状态的研究，倡导“总体历史”（total history）。法国的经济史研究别具特色，为日后经济-社会史的形成和发展也提供了一定的文化资源。我国翻译出版最早的经济-社会史著作就是产生于这一时期，如皮朗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伦敦1936年英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中文版），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阿普尔顿世纪公司1928年版英文版，商务印书馆1961年中文版）等[5] 。
在托尼之后，不是经济-社会史，而是经济史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20世纪50、60年代期间达到高潮，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欧洲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民不聊生，又有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社会上层都认识到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此进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计量经济学兴起，这种方法在60年代风靡一时，被称为“计量革命”[6] 。似乎计量史学将真正的“科学”引进历史学，这包括：小心描述某种经济理论模式，精心搜集或编排数据，最后施展计量与统计的魔法来检验这个模型，以得出某种最终的结论。经济史和计量史研究机构相继建立，在高校历史学科中，相当一大批学子以经济史为研究方向。据统计，1961年，法国历史本科生中40%的毕业论文和41%的博士论文涉及近现代经济史。
经济—社会史的兴起以经济史的退潮为前提。70年代起，法国经济史的研究开始退潮。到80年代，在史学界，经济史的失宠已是公认的事实。法国经济史学家布维埃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经济史的重要性在历史的分化中已经相对减小了”[7]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杂志《社会经济史杂志》也于1982年停刊。在英国，经济史学家威尔逊与哈德温评论说，80年代经济史在大学的消退比10年前最悲观地预测还要快些。经济史教授席位一直空而不充，经济史院系被压缩或合并。1978—1982年短短四年间，大学全日制经济史教师席位丢失了21个，占其总席位的9%[8] 。科尔曼著《历史与经济的过去：经济史在英国的兴起和衰落》一书198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指出，经济史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历了繁荣时期，有大量的著作出版，近年来出版的论著虽不少，但高质量的、引人入胜的作品却不多。代之是美国模型学派的兴起，它是一小部分专家运用高技术手段处理资料的收获，这些书很难读懂，所以渐渐失去了读者群。奇波拉评述说，该书所说的英国情况，可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史在这些国家所面临的不同程度的危机[9] 。
经济史在西方史学界衰退的原因十分复杂, 各门专业堡垒高筑，研究的范围越来越专，同时也越来越窄；计量方法的过度使用，使历史学出现非人文化的倾向亦是重要原因之一。计量方法的采用，曾给西方史学注入生气，在美国则引发了新经济史和新政治史。然而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计量史学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首先，计量方法的引入带来另一种倾向，即经济史唯科学的倾向，或经济史与历史学脱节的危险，北威尔士学院大学著名教授Eric Kerridge称之为unhistorical Cast of mind，他说，结果，经济史变得面目可憎，他们总是搜集一大堆资料，然后就好奇地算个不停，根本就不管他们算的是什么。这是非历史的，它有意无意地扰乱着经济史研究，并得出了一些荒唐可笑的结论，比如他们提出，16、17世纪英国社会下层人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了[10] 。
显然，那种认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使经济学变成了和物理学一样的科学的观点[11] ，受到质疑。奇波拉认为，应用逻辑—数学的分析方法考察物理世界使伽利略和牛顿革命获得成功，但它并不能解决生物世界和经济社会世界的问题，不能解决人类历史的因果关系问题。即使在计量史学家内部也对计量史学方法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失望。法国史学家拉杜里在80年代初一改60年代对计量方法的迷信心态，提醒人们：不要一味追求计量史学方法，以前推行这种方法是一种“偏向”。美国计量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福格尔也不得不承认，计量史学方法不能保证使历史学成为“科学”，应该承认这种方法的局限性。
西方史学界认为，要摆脱这些困扰，经济史家与社会史家应该联合起来，开始新的综合。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西方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他们称之为“结婚”，成为所谓的“经济-社会史”，使得历史学家们写出了更有特色的文化史，社团史与民众史。Eric Kerridge说，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时空，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作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12]
许多经济史学家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的观点，但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经济领域。“整体史观”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要不断开拓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当经济史研究达到高峰后，一些人自然要转向人口史、文化史、心态史，以及在新的逻辑和层次上转向政治史、法律史等。被称为大学近现代经济史奠基人的拉布鲁斯就是一个典型。如果说他学术生涯初期更注重经济史的话，那么他的晚期研究更注重社会史，所以拉布鲁斯研究的问题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如经济指数和经济制度，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特权等，他晚期作品和其他一些法国经济史学家的著作一样，成为70年代经济-社会史复兴的前奏。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还表现在以往社会史的著作也开始容纳经济生活及经济分析的内容。如古贝尔的社会史著作《17至18世纪的勃维和勃维人》、巴埃雷尔的《15至18世纪下普罗旺斯乡村》和拉杜里的《15至18世纪的朗格多克农民》等，都表现了经济-社会史的学术风格。在法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拉布鲁斯这样解释了关于社会史学的研究观点：“一种新的社会史开始了，这种社会史与全新的经济史和迅速发展的社会科学相结合。这种社会史的目标除了研究社会集团和它们之间关系外，还要研究它们的经济、社会和心态的关系”[13] 。显然，经济史和社会史正在演变为一种全新模式，它们相互衔接与交融，一个新学科即经济-社会史已逐渐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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