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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五十年代曾有热烈讨论，近年来又深入一步，论著甚丰。作者因参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的工作，晚近才开始研究这个问题，自属初学，所见甚短。谨将学习中的一些个人看法，求教于前辈和专家。
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
生于萌芽状态的东西，本来不易辨识，也不容苛求。不过，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不仅要从微观上研究，还要从宏观上考察，才能定性。这里，我想提两点意见。
第一，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因而不能用举例子的方法来论证。它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象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这就是说，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考察的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会性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唐代何明远的丝织厂，仙君册的茶园，即使《太平广记》是可信的话，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中国，在农业、基本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我想，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有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等方面的封建束缚，还未见松弛，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
第二，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这就是说，我们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是要探讨它的历史作用。如果只是一段插曲，也就不花那么大力气去研究了。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不会突然发生，也不会蓦地消灭，必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如果我们瞻前顾后，不满足于就事论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史，只能从明代后期，或者说从十六世纪写起。这以前，确也有些个别事例，如徐州利国监的冶铁，徐一夔《织工对》中的丝织工场，但都后不见来者，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起点。我们所考察的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都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并有发展，看出明显的阶段性。清代前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也要在鸦片战争后有个交代，看出它们的历史作用；这一点，后面将论及。
生 产 力
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资本论》第3卷，第885页）
我国农业，从生产技术来说，大约宋代达于高峰。江南（这个近代中国最富庶地区）水田的开发，引起绿色革命。耕犁制造的多用途化，可锻铸铁之应用于农具，早熟稻的引进以及农艺学的进步，使传统农业达于成熟。
明清两代，我国人口和粮食产量都增加约五倍。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扩大耕地面积所致，属于量的变化。农具和耕作技术，基本上还是宋代水平。不过，先进地区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稻麦间作和双季稻的种植，以及玉米、番薯的引进和经济作物的显著发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这些也都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总之，这期间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适应人口增加而来的量的扩大，甚少质的变化。因而还不足以突破耕织结合的、小农经营的封建经济结构，也不足以使农业经营利润从封建地租中解放出来。这大约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之一。
明清两代，尽管在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上的封建束缚有了松弛，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却极稀微。据我们看，主要是在某些经济作物中、在新垦区以及在富裕棚民中，有了一些雇工经营。力农致富的人家曾不断涌出，但他们也不断地转化为新的地主和旧式富农。这种旧式富农以至佃富农，我看恐怕还不能算是资本主义，或者只是小业主经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于工业，只是到后来才使农业从属于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443页）手工业和农业不同，须分行业来逐一考察它们的生产力状况。晚近发展经济学认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往往不是总的生产水平，而是当时起主导作用的工业部门，如十八世纪末的纺织业，十九世纪末的钢铁业，后来的汽车、电子工业等。
我们考察明清以来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行业，它们的生产技术，大部分是在宋代水平上有所改进。这种改进，很多也只是在量的方面，如冶炉加大容积，榨车加大滚轴，坑道加深进尺等，但主要不是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往往还能减轻人力。它们的改进，又很少是在生产工具方面，而多半是在工艺学和专业化分工方面。大约只有四川的井盐业在工具和设备上有比较显著的革新，这一业的资本主义也最为完备。
不过，对手工业来说，工艺方面的改进是很重要的。例如丝织业，明清所用织机，大约仍不外宋末薛景石的《梓人遗制》。但是，织机专用化了，织造工艺进步了，原料范围也扩大了；品种多样化，有的趋向坚实耐用，有的增强艺术效果，有的适于特殊用途，这都能增大产品的市场价值，推动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其他行业中，或则扩大专业分工，或则缩短工艺流程，也都有一定经济效果。生产力毕竟是最活泼的因素。
然而，总的说来，明后期，尤其是入清以来，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已是日益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了。乾隆中叶，西欧已开始使用蒸汽动力。我国矿产资源的利用，受到人工排水的限制；而水力动力的使用，似乎还不如往昔。尤其是当时具有主导作用的一个工业部门，即棉纺织业，落后愈甚。当西方出现16锭纺车时，我们还是单锭。它一直停留在农家副业上，成为建立新生产关系的绊脚石。整个明清时代，棉纺织业中未发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点，不可低估。
商 品 经 济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资本论》第1卷，第167页）
但是，不能从商品流通直接引伸出资本主义萌芽。商品流通不决定生产方式。这要看：第一，它是否能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大市场；第二，它是否能积累大量的货币资本。最后还要看，它是否有助于改变自然经济结构。在这些条件下，小商品生产才能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
我国由于较早地废除领主制割据，贸易一向比较发达。但是，对史不绝书的商贾盛况，须按不同性质的市场区别不同性质的流通。
第一，地方小市场，如墟集贸易。作为小生产者品种调剂的场所，它原是自然经济的内容之一。只是在资本主义性的商业兴起后，它才具有某些商品的集散市场的作用。
第二，城市市场。和西方中世纪城市不同，我国的城市原来都是封建政权的各级统治中心，消费人口大量集中，所以零售商业以及饮食、服务等业一向比较发达。但是，这种商业（在近代消费社会兴起以前）并不是执行流通任务的职能商业资本，而是一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杂种”商业。（《资本论》第3卷，第320、347页）象《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荣景象，只不过反映封建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已。其后，沿交通要道工商业城市的兴起，才真正反映商品流通的扩大。这主要是在明清两代。而县以下的工商业镇市的兴起，尤具重要意义。
第三，区域市场，如通常“岭南”“淮北”这些要领以及一般省区范围内的市场。它们是由同一自然条件和共同生活习惯形成的，一般不反映生产的地域分工，而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原来所谓自然经济，并不是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那从来是不可能的），而是指氏族、村社、封建领地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列宁选集》第1卷，第161页），因为绝大部分经济条件可以“直接从本经济单们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不过，就一个省区范围来说，究竟它已为商品交换所补充了，尤其是区域内城乡之间的交换，反映一定的社会分工。但反过来，区域内自给自足的发展，有时也可招致封建性割据，而不利于商品流通。
第四，突破区域界限的大市场，亦可称为全国性市场，相当于西欧的民族市场。这种市场的流通，也就是长距离贩运贸易，包括海外贸易。这种贸易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前提。不过，我国从来不是个海上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依靠国内市场。
我国很早就有了比较发达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但在宋以前，主要是香料宝货等奢侈品贸易和土贡式的地方特产贸易。这两种贸易，其对象是已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因商业的有无而影响生产方式；其消费又限于皇室和贵族，纵有影响亦微不足道。明中叶以后，贩运贸易才逐渐以民生用品为主了。
我国几条千公里以上的贸易路线，除从闽、浙出海的南洋航线开通较早外，南北大运河是明初才全部开通，从上海到华北、东北的北洋商运（非指官漕）到明后期才居重要地位，而长江航运是清代才畅达上游，汉水和西南水运也是清代发展起来的。
商人资本的大规模货币积累，也要靠长距离贸易。小地区内的剥削可以积累财富，但不能积累资本。所谓里有人君之尊，邑有公侯之富，但出不了资本家，资本家的腿要长些。即使是封建性的大商人资本，如徽商、山西商、陕西商、海商等，也都是在明后期才显赫，是在、茶、布、木等长距离贩运贸易中发展起来的。据我们考察，这些所谓大商人的资本，在明后期还是50－100万银两的规模，到清中叶以后，有些就可以1，000万两计了。
尽管如此，总的看来，明清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仍然是相当薄弱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试分析一下鸦片战争前的国内市场。
直到鸦片战争前，我国市场上占第一位的商品是粮食，占第二位的是棉布。但如除去农民在地方小市场上的粮食调剂，也除去非商品性的田赋和返销粮，则粮食的市场价值略与棉布相等。粮食的商品量约有220亿斤，占产量的10％，价值约1.4亿两。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区域市场销给非农业人口，进入长距离运销的，主要是运往江浙和闽广的经济作物区，不过30－35亿斤。棉布的商品量约有3亿匹（按土布第匹3.633平方码计），占产量的50％左右，价值约1.5亿两。它是分散在全国近半数的农民家庭生产的，因而其销售也主要是在区域市场和地方市场，进入长距离运销的，不过3,000万匹，价值较粮食为小。
市场上最大量的商品是粮和布，国民经济中最大量的交换也就是粮和布的交换。这种交换，看来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而实际是农民之间的劳动交换。可以设想这样一幅图景：几乎每两家农户中即有一家织布，他织的布，除自用外，拿去换取邻人的余粮。这实际是我国“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基本状态，也是这种状态下市场结构的基本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双方都是小生产者，朝阳 把自给有余的东西拿去交换，都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牟利。因而，尽管他们有的已是小商品生产者，也不能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
我国很早就存在着盐民、渔民、樵户、猎户，他们也是小商品生产者，但不如把他们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他们是因为盐不能当饭吃才进入交换的。纺织农户也有类似之处，因土地不足，或租税过重，以织代耕，概属常见。马克思论封建时代的城市手工业说，虽然他们是为交换而生产的，但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持生活，“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16页）
当然，这是就市场主要部分说的。粮和布已有了一些长距离贩运，但还不能改变生产方式（尤其遗憾的是没有能在棉纺织业中引起资本主义萌芽），但它有力地支持了经济作物的发展。在经济作物的加工中，长距离贸易的作用就十分明显了。如茶、烟、甘蔗的加工，以及竹、楮造纸，商品量都不大，在市场上所占比重甚小，但都有商人长途运销，并都有海运，茶、糖还出口外洋；在生产上，它们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反之，如酒，酿造量很大，但和西方葡萄酿酒不同，随地可以生产，没有远销，也未见资本主义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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