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缺乏专门的反洗钱法。
反洗钱防范、监控工作涉及到诸多部门和行业。但目前，就反洗钱作出系统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是人民银行制定的专门针对金融机构反洗钱的“一个规定、两个办法”，但由于“一个规定、两个办法”只是属于部门规章，法律层次较低，使得反洗钱的工作只能局限在金融业主要是银行业开展，证券业、保险业及其他洗钱高风险行业的反洗钱工作目前还无法依法开展。反洗钱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不仅是金融业应该承担的一项社会责任，也需要反洗钱各相关部门和行业如公安、税务、工商、海关、财政等执法部门和证券、保险甚至零售、珠宝等行业的共同协作和参与。《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人民银行“三定”方案虽然赋予了人民银行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的职责，但至今仍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人民银行承担反洗钱的具体职责、相关执法部门的反洗钱职责及金融机构和其他行业应履行的反洗钱义务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对反洗钱监督管理的措施和法律责任予以明确。法律的缺失导致实践中对洗钱活动的打击很难形成合力，也缺乏有威吓力的打击手段。有效打击洗钱活动必须要有专门的法律保障，国际国内反洗钱形势的发展也要求我们必须尽快颁布反洗钱法，以适应国内反洗钱工作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实际需求。
3、反洗钱行业规则也有待完善。
一是反洗钱的“一个规定、两个办法”缺乏可操作性，表现为：由于不要求分支机构设立独立的反洗钱岗位，实践中反洗钱岗位与业务操作岗位混同，由于目前商业银行的反洗钱意识基本上还比较薄弱，对反洗钱的重要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实际上使得反洗钱岗位形同虚设，岗位责任制无法真正落实到位；对反洗钱内控制度建设的内容规定比较粗糙、原则，实践中使得基层人民银行不知要求做什么，商业银行也不知怎么做；交易报告上，大额交易报告由于系统迟迟未建实际上流于书面要求，即使要求补报也很难保证其正确性；由于没有技术支持，加之可疑支付交易报告标准比较原则，可疑报告完全依赖于临柜人员的柜面审查，缺失对客户经理的要求，导致报告的可疑的大多不可疑，基本上是出于应付；没有对电子化支付方式、通存通兑等新情况下的反洗钱要求作出明确有针对性的规定，为洗钱活动留下了空间；另外，“一个规定、两个办法”赋予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违反反洗钱规定的处罚力度也不够，限期改正，由于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要求其时效性，如何改正？而处罚手段少、罚款数额太低，也无法促使违法金融机构对反洗钱工作真正引起重视。
二是相关的反洗钱制度和行业规则也不够系统和完整。为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监督资金收付行为，规范金融秩序，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如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制定了一些客观上有助于防止洗钱活动的相关制度和行业规章，如《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人民币单位存款管理规定》、《大额现金支付登记备案规定》以及《境内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等。但问题是，一方面这些规定并不是专门针对洗钱的，已经不能满足反洗钱斗争的实际需要，如：这些规定没有要求银行对客户缴存现金的来源进行严格审查，导致反洗钱工作中在对可疑支付交易信息的分析上无法判断资金来源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实际工作中，在我国通过现金进行洗钱是一大特点；另一方面，由于目前金融等有关系统并没有认识到反洗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且由于大量无序竞争的存在，导致这些规定本身也没有得到很好执行，而往往被洗钱者钻了空子。
三是行业规则与有关法律制度之间以及行业规则之间也存在矛盾，需要完善和衔接。目前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反洗钱的部门规定与《商业银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⑤]中有关为客户保密的条款相冲突，金融机构往往借口法律规定的保密义务而消极对待反洗钱的信息报告义务。在对违反反洗钱规定的处罚上，“一个规定、两个办法”的规定与《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也相去甚远。“一个规定、两个办法”规定的处罚一般需要先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才可以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而《中国人民银行法》则规定，只要违反反洗钱规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未作处罚规定的，人民银行即可区别不同情形给予警告和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一个规定、两个办法”是专门调整金融业反洗钱的部门规章，而《中国人民银行法》是金融业的基本法，然如适用《中国人民银行法》又未免过苛，适用“一个规定、两个办法”又未免过轻，导致实践中二者难以衔接。在客户的身份确认上，《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要求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储蓄账户时必须使用其法定身份证件上的姓名，而《储蓄管理条例》中则仍允许有无记名存单的存在[⑥]；此外，在账户资料的保管期限上，《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与《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也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