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汇率稳定加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政策组合是正确选择。也就是说，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是最佳汇率机制。那么，对于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我国又该如何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呢？
三 我国汇率制度现状
新中国的汇率制度自诞生以后，几经变迁先后经历过频繁的调整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1949年-1952年）、基本保持固定盯住美元汇率制度（1953年-1972年）、盯住一篮子货币（1973年-1980年）、官方汇率与贸易结算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81-年1984年）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85年-1993年）。
自1994年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汇率机制形成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单一”指人民币实际上只盯住美元；“有管理的浮动”指货币当局并不承诺明确的汇率目标，而且可以酌情进入外汇市场买卖外汇，其频率和幅度也无需预先界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与中央银行所关注的美元之间的汇率仅有微小变动。加上严格的资本管制和外汇市场管制，货币当局可以对外汇供求和汇率水平有决定性影响，保证汇率水平根据整体宏观经济需要保持稳定或者是灵活调整。这种“单一盯住制”的积极作用是帮助稳定了市场预期，进而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资本引进以及经济增长。迄今为止，这种汇率制度是相当成功的。
但这种汇率制度弊端也是明显的。其一，固定的名义汇率，使人们只能按给定价格进行外汇交易。这种价格可能会丧失其真正的经济意义，阻止了经济向均衡的调整，并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其二，应付冲击的能力较弱。冲击发生时，名义汇率固定，那么实际汇率就很难达到均衡。频繁的调整不仅增加了市场对经济的不良预期，而且这种不连续调整比浮动汇率下的连续调整更具破坏作用。其三，削弱了货币政策效果，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经济周期波动与全球经济周期并不同步。所以，货币政策自主权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但货币政策自由度与“固定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存在根本冲突，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我们长期依赖于繁琐的资本与外汇管制来缓解货币与汇率两个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且不说资本管制的效率成本，也不论资本管制是否完全有效，事实上，我们观察到，当政策当局为了国内目标(比如抑制通胀和刺激内需)而减低本币利率时，一旦国内外利差逆转，固定汇率下的黑市套汇和资本外逃压力就开始动摇了固定盯住美元汇率的稳定性，从而在货币政策的指定实施上变得束手束脚。与香港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截然不同，对中国大陆而言，货币政策自主权大大优先于汇率稳定性。
四 我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与改革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目前我国实行可调整的盯住汇率制度。人民币上升的压力主要来自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和入世后没有像一些人所期望的一样出现贸易逆差。日本最早提出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以降低中国的出口速度。日本美国让人民币升值是想让中国重蹈日本的覆辙，阻止中国的前进。中国市场没有完全开放，货币缺乏一定的独立性，资本市场同样没完全开放，不能实行浮动的汇率制度。汇率制度的选择必须与市场的开放程度，贸易自由化程度相结合。
东南亚经济逐步恢复，我国加入WTO，各种新的状况不断出现。经济的发展推动制度的变迁，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快速发展，内地要求汇率制度向更有弹性的方向改变。我国正式加入WTO后，按照中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开放时间一览表，可以预测，在未来的3—4年内，不管愿意与否，人民币利率和汇率都将实现市场化，我国外汇管理制度将完全由准外汇管理向宏观间接外汇管理转变，逐步实现资本账户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中国要想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必须放弃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单一货币钉住)，而转向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所以，入世后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无非是货币当局在实际中重归真正的管理浮动汇率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