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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政治体制改革可分为两种：一是建设民主政治体制为目标和重点的纯粹的政治体制改革，另一种是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中国从农村社会、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工商业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较为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看，由于期间各种复杂的问题较多，为使经济发展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要选择政治上较为集中的体制与经济上自由的市场体制相搭配的模式。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应当放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将目前还带有计划、行政、生产建设型色彩的政府，转变成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大幅度地减少阻碍经济发展、降低办事效率和产生寻租腐败的行政审批、许可、收费和垄断；改革县和县以下政治体制，取消乡一级政权体制，压缩县一级政权体制的机构和人员，从而减轻农民和企业的负担；理顺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的财政税收和事权关系，不仅要划分各级地方的收入，还要明确各级地方应当负的责任，既避免中央财力分散没有权威的情况发生，也要避免收钱不干事和干事没有钱，使基层加重农民和企业负担，百姓和企业怨声载道的局面出现；改革党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领导方式，党的领导以现代企业组织的形式出现，使党对企业的领导成本最小、效率提高和磨擦减少；改革土地制度，使村组织和乡县政权膨胀失去土地制度基础，并且以土地使用权为核心的财产制度在宪法和国家的财产制度中得到确定，还要使土地制度适应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的建立。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看，重点需要建立的体制有：起草、制定和颁布《国家政权和事业人民供养法》，从而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抑制吃皇粮机构和人员的膨胀；确定市县两级主要领导政绩考核指标、方式和程序，形成以民为本、注重实效的政府；规范法律和法规形成的民主化程序，防止政府有关部门将部门、处室和个人权力和利益通过法律和法规合法化，形成寻租腐败、阻碍经济发展和低效率的条件和体制。因此，要实行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和议政、新闻适当管制和改革、间接民主为主等框架性的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强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民主，应当从下到上扩大民主；而清理法律法规、法律和法律法规形成民主化，则要从上到下进行。通过以上改革，使国家和民族稳定和安全地渡过两个转型之多事阶段，并使政治体制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从而国力日益增强，人民更加富裕。
关键词：政治体制 体制模式搭配 寻租设置
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含政治文明内容后，政治体制的改革又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议论的热点话题。有的同志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改到今天，许多问题卡在政治体制上，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绕不过去并很迫切的一个环节；有的同志以许多群众反映腐败等问题为由，论证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还有的学者从经济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学习借鉴西方社会政治文明为由，也提出要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
当然，政治体制非改不可，关键的问题是改哪些，怎样改，改到什么程度？比较激进的观点是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要实行普选制和多党制，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离，新闻自由等；另外，还有一些中改和小改的不同的方案。我们这里不想从意识形态角度，或者从价值好恶来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原由和框架，只是从经济发展角度冷静地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成本、效率、风险、可操作性等等，思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中互相搭配的模式选择，以此看待哪些政治体制需要改革，哪些政治体制需要建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能促进经济发展并保证二元结构社会安全和稳定转型的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和框架。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原则及其与经济体制的搭配
学术界提出政治体制如何如何改革时，可举出其许多意义、必要和理由。但综合起来看，许多改革主张的目的和思路并不是很清晰，甚至可能是混乱的。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一般涉及到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的不同，人们往往很可能从所处的阶层、价值好恶、文化背景、专业知识等等出发来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路径。如果将这种基础上的改革方案付诸于实施，因其简单或者理想化而可能得不偿失，甚至是很危险的。因此，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从经济学角度冷静地予以思考。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和原则
首先，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避免国家和民族长远的经济和政治陷于危机。政治体制改革从短期内看，可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但是这种代价和成本小于长远避免危机带来的收益，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合算；如果某种政治体制改革短期的代价和成本可能使社会经济过程大规模动荡，其代价和成本可能大于远期的收益，甚至使发展停止或者中断，这种改革是不合算和不可取的。比如，目前县乡村税费供养的政治体制和吃皇粮人员规模过大问题，如果不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加以抑制和化解，任其下去，它们加大农民、城镇居民和企业的负担，甚至借债运转，一使创业者和企业越来越少、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二使县乡村财政破产、经济崩溃，三使农民、个体劳动者和企业与庞大的吃皇粮阶层形成对立，导致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结果积重难返，可能使国家和民族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因此，县乡村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是改革既要坚定不移，也要有一定可操作的办法，在坚决改革的同时防止动荡和代价过大。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要顺应城市化进程，实现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工商业经济的转型。经济发展从空间上讲，是人口、生产要素、企业、市场、基础设施等等在地理上集中的过程；城市化水平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世界上城市人口比例很少而实现了现代化的地区和国家很少见。就此来看，从政权体制上讲，你是想强化农村和农业政权建设呢，还是想考虑人口城市化转型过程中动态地乡村政权体制的简化和城镇城市政权体制的完善上？还有从土地制度看，它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宪法、法律、乡村政权、国家控制方式、土地所有制结构的政治问题。这也有一个你是想设计一个顺应城市化进程的土地制度，还是实行阻碍城市化进程、强化和膨胀农村县乡村政权体制的土地制度？
再次，从市场经济的需要来看，对于创业、投资、企业经营来说，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要提高政治体制的效率，特别是提高与政治体制有关的经济效率。有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提高与经济运行和发展有关的政府机构和运作的效率；而有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降低机构和运作的效率。比如，一些重大的事项需要设置听证这样一种民主制度，这是一种防止政府权力过大、垄断、寻租的一种体制。但是，是不是事事都需要听证，有的事项是不是可以用法律和法规约定的其他委托代理方式去协调，可能效率会高一些。而一些显然是低效率的政治体制，比如过多的审批、审批没有时限约定、审批之间的重复和冲突等等，需要坚决改革。
第四，一种政治体制本身需要成本，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机构和运作成本最小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支付成本，改革的过程则需要选择既支付成本最小，又要达到改革目的的转型安排。集中要支付成本，民主也要支付成本。而因为事事要协商、每个人都要事事投票，或者意见总是统一不起来等等，极端的民主化体制，成本也是高昂的。也因假定计划机关和各级领导可以料事如神、预测未来，也需要集中信息、制定、执行和下达指令，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统计、计划、决策、执行和包揽所有事务的政治组织体系，加上决策可能常常失误，极端的集中体制，其成本也是高昂的。从经济学上讲，哪种体制在时间和范围的总体上成本最小，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再比如从改革过程和方式来看，在精简县乡村吃皇粮的冗员时，是政府包起来，一直养到退休，还是创造创业的条件，利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进行分流？改革的成本大不一样。因而，哪种改革方式是成本最小的，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第五，政治体制改革要估计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程度。任何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和程度不同的风险。不改革，没有改革带来的风险，但是有不改革可能积累的风险和危机。有的改革所费小，但是可控制、风险小、收益较大；有的改革成本大，费力不小，但是前瞻的可控制性不明朗，风险高，收益并不高；有的改革可能成本大，费力大，但是效果明显，收益也高。因此，每项改革，对其成本、收益、可能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都应当进行较为深入的评估，以便进行方案比较、统筹安排，保证改革过程坚决推进、降低成本、收益最大和避免风险。
第六，要考虑各种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和安排的可操作性和阶段性。改革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是方案过于理想化，没有可操作性。有的改革方案很完美，看了以后很振奋人心，但是无法实施。主要问题在于理论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差太大，或者欧美的模式不适于中国国情。二是改革方案从部门出发，专门化，没有考虑此项改革的外部关系，或者没有考虑与之相联系部门的联动，从而使专项改革孤军作战，其他改革和措施不能配合和配套。三是改革有急躁情绪，想一步到位。但是，许多改革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改革，每一步达到一个目标，分步骤实施和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至少要考虑这样一些因素：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一项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必要的妥协，阶段性和有些改革的长期性。
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搭配模式的选择
从政治体制的决策和组织形成看，有偏重于民主的制度和偏重于集中的制度。直接民主制度，即所有的人都参加投票。其中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全部通过制度，另一种是2/3或者半数通过制。有间接的民主制度，即人民代表制度，人民代表参政时，又分为全部通过制（也即一票否决制），2/3或者半数通过制。实际的决策和组织形成过程，许多处于绝对民主和绝对集中之间。从成本和效率看，全部通过的直接民主或者间接民主，几乎不存在。多数通过的间接民主制度大大降低了决策和组织形成的成本和提高了议事的效率。但是，代表的形成方式和组成，以及与决策者和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偏离低位群众的意愿。而集中制，则使决策成本较低、效率较高，但是如果决策发生重大失误，则损失很大。
从经济决策的体制看，一是高度集中分配资源的计划经济，二是由市场调节分配资源的市场经济。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从20世纪的实践来看，基本上已经宣告破产。原来许多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多或少，都在体制上进行了转型。无论是何种体制的国家，就目前来看，除了极个别的，各国实行的都是政府程度不同控制的市场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的取向，有一个与经济体制改革模式的搭配问题。从决策、控制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讲，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有四种搭配模式：一是集中的政治体制与集中的经济体制搭配，民主化程度很低，政治上高度集中，由国家集中配置和分配经济资源，排斥市场的分散决策和选择。典型的有朝鲜、前苏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东欧诸国等，可称之为前苏联模式。二是较为分散的政治体制和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搭配，多党竞政、新闻自由、政治决策较为分散，资源基本由市场进行分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由市场调节，投资、消费和要素供给由投资者和家庭分散决策。目前，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搭配可能最接近于这种模式，可称之为欧美模式。三是较为分散和自由的经济体制和适当集中的政治体制相搭配，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资源由市场进行分配，政治上强调适当的集中。亚洲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它们经济发展转型时期，都曾经实行过这样的搭配体制。（注释：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东亚经济在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期中，是强权政治下的自由市场经济。）目前中国、越南等国家，实行的基本上也是这种体制，可称之为前东亚模式。四是政治上高度分散化，经济上高度集中。这样的体制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为政治决定于经济基础，经济上高度集中的体制不可能产生分散的政治体制。（表1-1）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要学习西方政治文明中有借鉴意义的部分。这里需要弄清楚的是，你是想学习欧美政治体制中对经济发展有用的部分，来改革我们政治体制部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总的搭配模式不变，还是学习欧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搭配模式，彻底将我们适当集中的政治体制模式改革为较为分散的政治体制呢？这实际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思路和模式选择。就中国来看，抛开意识形态不讲，我们在一个三十年左右，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中，可能还是要实行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搭配的模式。
首先，解决二元结构转型时期诸多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保证是实行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中国未来二、三十年中处于二元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也即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4000美元过渡阶段，既是快速发展阶段，也是问题出现最多的时期；既需要用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加速经济的发展，也需要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来控制和解决一些转型期市场不能解决的难题。比如居民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一些重大改革的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的化解、控制和防范，科技、教育和卫生等公益事业的发展，城乡贫困的解决，社会治安的维护，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制，政治上不适当集中，不可能解决这些社会和经济转型带来的诸多问题。我们处于一个经济体制转型和二元结构转型的发展机遇期，也处于一个双重转型的危险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上集中的体制，保证我们平安、平稳渡过这样一个特殊时期。
其次，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是保证国家平衡发展和加强民族亲合力的制度条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地区发展差距如果不加以控制和缩小，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可能还会拉大；只有一个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由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实行一些特殊的政策，使一部分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尽可能逆市场收益取向而流动，促进西部的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如果实行分散的政治体制，再加分散的市场经济体制，大部分要素按收益率指向往东部流动，东西部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会造成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心理上的不平衡，影响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
再次，较为集中控制而又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未来的二、三十年，经济发展处于关键的时期，需要有一个宽松但又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政治体制上需要有连续性，才能使从事投资、贸易、科技开发等活动的企业和创业者有安全感，使其避免风险、规避损失。二元结构转换时期，片面地强调民主政治，不讲政治上的适度集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一些小的事件就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影响正常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
第四，一个国家和地区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转型过程中，实践证明较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搭配模式是前东亚模式。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看，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等，实际上实行了较为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搭配的模式，发展得到了成功，被经济史称之为东亚奇迹。在韩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青年学生要求民主，常常游行、示威，一些学生运动要求学习北朝鲜的体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试想，如果没有当时集中的政治体制来克服社会动荡，如果不在甚至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实行自由市场经济，韩国今天不可能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前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政治体制上的特征是：对新闻实行一定的管制，一些国家实行一党执政，讲求政治和社会秩序，建立健全法制。
政治体制的构建，政治文明的进程，一是不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二是要融于本国和本民族传统的文化文明之中。国外一些学者为非洲一些国家设计了学习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这些国家照搬西方的政治架构，如多党制、三权分离、新闻自由、普选等等。但是，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学习欧美模式的大部分非洲国家，包括其他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军人政变不断、部族冲突频繁、模式不能与当地文化融合，其政治体制并没有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其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实行什么样的政治文明，与她经济发展的程度和阶段有关，与她千百年的文化、宗教、习惯、历史等有关。不考虑这两点因素，冒然实行一种与发展阶段不相符合和与内源文化不相融合的政治体制，所构造的政治文明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认同，而所抛弃的传统文明对社会的亲合力、感召力、规制力又会消失，社会将更加陷入混乱。
第五，只有经济体制改革到一定程度，才能在此基础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前苏联改革的教训来看，基本上走了一条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结果政治体制改革进展太快，经济体制基本上没有动（注释：比如，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在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时，其体制改革力度并不如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
政治体制改革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经济决定政治，经济改革的力度和进程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进程。前苏联的解体，不能说与经济体制改革太慢，而政治体制改革太快无关。自1978年以来，国内学界、国外舆论都抱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太慢。其实，我们认为，先改革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上不急于推进，改革在各方面进行协商、妥协、逐步推进，保证政治体制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中国的经济高速成长了20多年，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包含了一定的包容、妥协、中庸、承先启后等儒家的文化和理念。
就中国和前苏联的改革进行比较：1、从改革的目标看，中国市场取向，但是在政治上逐步地强调公有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前苏联也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是明确提出私有化，政治体制上推进西方式民主，但未能较好地处理民族问题。2、从改革的过程看，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慢慢推进；前苏联实行的是激进式的改革，采取休克疗法。3、从改革的先后看，中国是先农村集体经济，后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先经济体制，后政治体制；走了一条农村承包→发展乡镇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实行沿海开放战略→引进外资和技术→推进价格体系改革→实行企业承包 →进行股份制改革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 →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等等这样一条路径。并且先改革经济体制，后改革政治体制。而前苏联先从国有大型企业改起，进行一揽子改革；先改革政治体制，后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前苏联社会动荡、经济下滑、国家解体；而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领导下，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和健康发展。当然，这种渐进式的改革，由于先易后难、分段解决，积累给未来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也相当繁重和艰巨（注释：这种妥协式的改革后延了一些问题。比如积累了大量的税费供养人员，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国有企业在银行积累了过多的不良债务，需要消化；城乡分割，户籍制度改革滞后，农村积累了过多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等等；前面改革的是支付成本较少的改革，甚至当时还有收益，后面越来越多的改革需要支付成本，并且成本越来越大；政府各部门在改革过程中，强化审批和收费设置，使寻租性腐败增多。）。
政治体制的功能和模式
从哲学上讲，结构决定功能；有什么样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功能。因此，设计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主要取决于你要用政治体制干什么，也即你要你设计的政治体制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假定有这样两种绝对的功能可供选择。一是为了经济成长和成本节约目标：促进经济发展、降低政治体制的成本、提高政治运作的效率、适应二元结构转型；二是注重民主自由和反腐败目标：追求民主自由、新闻舆论放开、人人都参加选举、任何事项都举行社会听证、多党竞政等等。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功能呢？
一、政治体制的功能
也就是说你喜欢财富增加多一些呢，还是偏好于政治方面的文明多一些？两种偏好不同，设计的政治体制的功能和其运作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许多事项都要听证会来决定，一次听证决定不了，进行多次听证，这样参与者和被代表的人心情都很愉快，是一种政治价值的实现。但是，从经济上讲，需要支付成本，多次听证、久拖不决，也将严重影响决策的效率。
马斯洛认为人有多个层次的需求，根据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的不同，其需求的层次也不同。当物质消费被极大地满足时，人们的需求就转为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而当人们的物质消费未被满足时，甚至水平很低时，绝大多数人的精神消费处于次要位置。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需求来看，要从水平很低的小康生活向较为富裕的小康生活转变，其中如果以人均收入水平850元贫困线计算，还有9000万人没有脱困，当务之急是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总体上讲，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民来讲，经济生活享受目前来看还仍然是第一需求，而政治文明等精神生活方面的享受是第二需求。绝大多数人可能更加关注能不能就业、油盐酱醋、食物的质量、孩子能否上学、大病能否治疗、冬天能否取暖、居住条件如何、出行是否方便、老是否有所养、出去空气等环境如何。如果这些基本的消费和生活需要还没有满足，许多人就不了业，孩子上不了学，大病治不了，而去空谈所谓的政治文明，可能无法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我们要选择一个具有什么样功能的政治体制呢？一是在社会转型期间能有效地控制和解决社会发生的一些问题，并创造一个政治连续和社会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二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适应并促进农业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工商经济转型，增加财富；三是要适应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保护创造者、投资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具有较高的效率；四是政治体制低成本运行，不成为经济基础的负担，不因税费过多过重而影响甚至阻碍经济发展。反对腐败是人民的一种政治需求。许多情况下，有的政治体制设置，既阻碍经济发展，又产生腐败问题；反过来说，我们要寻求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抑制腐败产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建设。
二、集中政治体制模式的结构框架
根据以上功能需要，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框架呢？
（一）一党执政制
二次世界大战后，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不久采用西方民主制，宪法中大多有结党自由、政党平等的规定。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若干政党存在，往往是一个大党处于主导地位，其他小党处于次要位置；也有的发展中国家实行一党执政制。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会存在一党制或一党优势，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一党制或一党优势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整合；第二，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一党制或一党优势有利于有效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注释：周天勇：《新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些实行多党竞政制的发展中国家，重大经济决策运作时间太长，多党竞政的成本太大；甚至各自政党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相互对立，社会各利益集团、各阶层之间的磨擦和内耗加大，往往造成国家的分裂。
就中国来看，在一个三十年左右，甚至更长的体制和结构转型过程中，还是要实行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和执政制度。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许多年中，虽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发生过诸多的失误，与同期的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经济发展落后了许多。但是，我们较好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维护了民族团结；虽然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党的中心工作不明确，但是也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城市、交通等社会资本体系；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自己纠正了思想路线上的错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济成长和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从祖国统一来看，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也逐年提高。事实求是地讲，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从以后政党格局的改革看，不论是壮大其他现有的党派，还是建立新的党，或者是分解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想形成两党轮流执政，还是多党竞争执政，政治成本都相当高昂，风险也相当大。由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多民族国家，多党利益无法统一协调时，国家分裂的可能性都很大。在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农牧业经济向工商业经济转型，需要强有力的中央较集权政治控制的时候，如果政治上一盘散沙，以二元结构转型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也将受到挫折。
因此，为了保证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获得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保证政治上的集中和统一性，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政治协商、两院等方面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二）改进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要以法执政，以法治国。党的领导的组织要以现代政治体制的形式存在。要社区化、协会化、公司化。也就是说，要以合乎宪法和法律的形式从事领导工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党的领导必须改变包办一切的方式，而代之以新的方式。主要是：1、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为国家机关的活动奠定政治基础，确立政治方向和目标，并经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的法律、法规等。2、通过充分发挥国家政权、司法、行政机关以及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的作用，实行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注释：《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9—340页。） 3、指导国家机关中党的组织的活动，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贯彻落实党的主张。4、通过培养、选拔和推荐大批党的优秀干部担任国家机关的重要职务。5、做好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和动员人民群众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党的主张。6、监督国家机关的活动，并保证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独立地位和自主性。（注释：王宗廷：“依法治国：我党治国方式的转变”，《江汉论坛》2000年第7期。）
中国共产党以现代政治体制的形式进入人大、政府和两院，并以法执政。从党对人大的领导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人大中的惟一执政党，应当在人大中设立中国共产党党团。中国共产党党团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特别直属党组织，接受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从党对政府的领导看，对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建议，讨论和通过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向人大和政府考核、推荐政府和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进行党纪监督等等。从党和两院的关系看，其体制改革应当充分体现以下原则：（1）国家法律至上原则；（2）司法独立原则；（3）党纲、党章、党纪、“党法”、党规制约原则；（4）党管干部原则；（5）党不具体干涉司法工作原则；（6）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结合原则。
中国共产党以现代企业组织的形式融入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对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方式。党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的领导，一要成本最低，二要讲求效率。过去党对国有和国有控企业的领导，从企业外部看，管人与管事和管资产相分离，从企业内部看，党组织与企业治理结构相分离，由于企业中党管干部，而董事长和总经理管事、管效益，实事求是地讲，内耗较大，磨擦成本相当高。成为许多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企业的外部实现了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的统一。但是，就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看，并没有在企业内部实现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的统一。因此，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方式还需要进一步改革：1、国资委、资产控股公司、资产经营公司对下属独资和控股企业的企业领导下管一级，只任命董事长一人，并由董事长兼党委书记；2、由企业董事长兼党委书记选择并推荐总经理，报上级有关部门备案，董事会成员由股东大会选举，企业中的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总工程师等不再纳入党管干部的范围；3、经理班子实行总经理组阁制，副手不再由上级任命，实行总经理提名，董事长同意制，并不再纳入党管干部的范围；4、视体制的不同，监事会主席，或者财务总监，实行上一级委派制；5、国资委有关部门建立全国企业家档案，在下一级资产控股公司和经营公司选择董事长或者经理人时，可以在人才库中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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