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民营部门（本文定义为除国有和外资部门以外的其它经济成分。在不能获得相关统计数据时，借用非国有经济的概念。）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带动部门。据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报告，① 在“八五”后三年，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已达82%，但在“九五”期间出现了明显回落 （参见表1）。民营部门的投资增速也出现了下降 （见表2）。本文以民营部门的上述变化轨迹为背景，从微观的角度探讨影响民营部门投资的内在因素。

　　一、当前民营部门的投资增速下降主要是其投资意愿不强的结果

　　1998年，我国国有部门投资增长17.4%，但民营部门中集体经济投资仅增长了8.9%，个体经济仅增长9.2 %，虽然都高于1997年，但还远远低于90年代中期以来的增长速度。

　　怎样看待这一态势，这是否是国有部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挤出”的结果呢 ？由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投资增长的较大差距，人们往往想到所谓“挤出效应”，即建设资金大规模流向公共部门对非公共部门投资产生的负面影响。

　　判断公共部门投资是否导致“挤出效应”的关键指标是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动状况。如果资金市场对政府支出增加的反应平淡，市场利率水平稳定，则不会产生“挤出效应”。反之，如果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了市场利率水平的上升，民营部门的投资就会因成本上升随之相应紧缩，即所谓的被“挤出”。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分析当前情况，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中央银行从1996年以来已经七次降低名义利率。

　　第二，实际利率仍处于进入90年代以来的高位。但这种情况不是货币当局对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反应的结果，而是由于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物价水平持续下降的结果。

　　第三，在商业银行利率仍然因指令性的管理体制而不能充分反映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的情况下，已经市场化的银行间拆借利率水平的变动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资金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自1997年以来，银行间拆借利率水平一直稳中有降，1999年3月全国银行间拆借市场平均利率为4.43，只相当于上年同期8.25的54%，比上月下降了0.007个百分点。这表明经济运行对银行贷款的需求没有产生导致市场利率水平上升的明显压力。

　　除此之外，还应当注意到，扩张性财政政策开始于1998年夏，但表2的数据说明，民营部门 （集体经济、个体经济 ）的投资增速早在90年代中期即与国有部门一道开始大幅下降，而且其下降速率快于国有部门 （这是因为它们对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较国有部门更敏感 ）。这一事实在相当程度上可说明当前民营部门的投资增长疲软只是其内在运动规律的表现。

　　实际上，在即定的市场条件下，如果把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定义为其投资能力的函数，则当前民营部门投资意愿不强 （国有企业也是如此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产物。从一些典型调查的情况看，当前民营部门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投资 ）增长趋缓的态势与所谓“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是密切相连的。为什么当前会产生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的问题呢 ？

　　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短缺之中。在这种由体制原因造成的短缺经济中，既有的生产力被各种清规戒律所束缚，因此造成了在各行各业都有大量的绝对的供给空白，即具有生产能力和能满足市场有效需求，但在实际上却因种种原因没有进行生产而形成的供给空白。体制改革使既有生产力以爆发的形式解放。民营部门的投资者们跑马占荒，将资金投入各种项目，占领绝对的供给空白，形成大规模的投资潮，但仍然可以获得相当的投资利润，因此在那一时期民营部门很少有人讨论和关注投资方向问题。以上判断从下述三项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

　　其一，在80年代中期，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10省200家大型乡镇工业企业进行了调查，其中关于产品市场的结论是 ：样板企业创办时主要产品销售的地域结构是，本地农民购买占19%，附近城镇居民购买占14 %，供销社和其它商业部门 （包括外贸 ）收购占17%，本地国营企业订货占15 %，外地企事业单位订货占25 %.这说明，在乡办工业创办时，我国的需求结构确有一部分是适宜技术水平较低的乡镇企业来供给的，这保证了乡镇企业在创办时面对着一个确定性程度较高的市场。因此，在回答“什么是企业创办时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产品没有可靠的销路”的得分率在12种可选择的答案中仅列第8位。②其二，1991～1992年，原国家体改委和国家工商局共同就个体私营经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抽样调查，其中关于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问题的分析与上一项研究颇有相通之处。在回答近来哪年生意好做时，个体工商户的总的答案是从1979年到1989年生意越来越好做，而生意好做的第一位的原因是同行业竞争少，占44 %；第二位的原因是经营环境好，占24 %；占第三位的原因是社会购买力强，占18.4%，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所占比例之和高达86.4%.私营企业的情况大致相当，对生意好做的第一位原因，35.3 %的企业选择经营环境好，23.5%的企业选择同行业竞争少，12.3 %的企业选择社会购买力强，三者之和达71.1 %. ③ 当时的市场之宽松，绝对的供给空白之广阔，由个体私营经济从业者们的上述回答中可见一斑。

　　其三，1994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在福建和甘肃两省进行了一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调查，对当时两省的企业技术创新的目标进行了排序，结果发现福建和甘肃的工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第一位的目的是降低成本和开拓新市场，以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而开发全新产品分别只占到第4和第3位。福建、甘肃两省远隔数千公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但当时进行技术创新的目的却高度一致，因而其调查结果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统计局课题组研究报告的判断，当时“大部分企业是通过购置与新产品和新技术有关的机器设备而实现技术创新的，这一点可从技术创新经费的结构中看出”，企业的“独创型的技术创新很少，很难实现‘首次’技术突破和突破性创新，绝大多数企业的技术创新是模仿、跟踪型的技术创新”。④ 由此可见当时宽松的市场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短缺时期的改革所引致的投资高速增长带来了两个合乎逻辑的后果。

　　其一是创新空白。在投资狂欢时期，投资可以有两种选择 ：投资于现实的生产能力获得“现金”回报 ；投资于研究与开发以获得远期“支票”回报。当资金规模一定时，由于与“支票”相连的总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们能拿到现金时总是要先拿现金，于是合乎逻辑的投资目标顺序首先自然是“现金”。

　　这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企业 （包括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在这一时期对研究开发和技术储备较少关心，没有形成足够的新技术、新产品储备，即出现了创新空白。1993、1996和1997年大中型工业企业获专利授权的情况可在相当程度上表明这一点 （见表3）。

　　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1993～1997年间，无论是国有部门还是非国有部门，平均每个大中型工业企业每年所获授权的专利数量都少得可怜，竟然还不到0.2个。而世界上著名的大公司、如IBM、杜邦、飞利浦等，每年发明专利申请高达数千件，目前都拥有有效专利数万件，这是他们雄踞国际市场的最重要的资本。虽然专利获取情况并不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全部，但它毕竟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状况。

　　其二是高强度的重复投资。面对市场上绝对供给空白的诱惑和前期投资者们所获巨大投资收益的影响，投资者们争先恐后地通过模仿式的“创新”以加速形式投入资金，这必然导致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进而出现市场的相对饱和。当绝对的供给空白消失时，投资狂欢即走到了它的终点 ：由于创新空白的影响，所谓找不到好投资项目的问题出现，投资效益下降，风险增大，投资者的投资意愿趋弱，投资增长速度下降。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虽然民营部门现在所面临的外部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环境优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但在市场竞争环境“恶化”的条件下，由于该部门创新空白的影响，企业提供有效供给的能力，即提供能在质量、品种、规格、价格、服务诸方面满足社会现实需求的物品和服务方面的能力相对下降，其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低速运行阶段，即所谓的“二次创业”阶段。在这一阶段，民营部门的投资增速下降主要是其投资意愿不强的结果，是一种内在自然趋势，它体现着企业进行调整和技术积累的要求，因而不应过分强调不利的外部条件 （包括社会偏见、融资渠道不畅等 ）的影响，也很难用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挤出效应”来解释。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经济的周期运动是可以用企业的创新状态来解释的，当创新在某一个时期较集中地出现时，大规模投资就会随之而来，于是带动经济走向高涨。而当创新扩散后大规模生产导致利润率减少，同时大规模的新的创新活动还没有开始时，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速度就会趋于下降。⑤ 熊彼特的这一观点可以用来解释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也可以用来分析特定部门的运行轨迹，熊彼特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周期 （包括投资周期 ）。

　　二、对民营部门出现创新空白的原因分析之――“熊彼特约束”

　　这一时期在民营部门出现创新空白还有其深层次的内在经济原因和体制原因。

　　所谓经济原因，就是“熊彼特约束”，即强调足够大的企业规模所具有的资源禀赋及其市场地位是创新的基本条件。按熊彼特的看法，创新是一项带有较强不确定性的活动，需要相当的技术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支持，由此即形成了对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制约。⑥ 在熊彼特之后，有关企业规模与创新之间关系的争论一直存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相对于大企业，小企业也有自己的优势，如研究者的报酬同他们的表现直接挂钩，因而有较强的创新动力 ；小企业内部便于沟通，因此实施创新的速度较快等。当着熊彼特的观点为许多早期统计数据所证实的时候，对小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的肯定也获得不少案例的支持。如英国的一份关于中小企业的研究报告指出 ：“中小企业在产品、技术和服务的创新方面承担着重要的任务。”美国中小企业厅的中小企业白皮书也强调了中小企业在技术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它指出，在70年代，美国40 %的技术创新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

　　尽管对“熊彼特约束”有着不同的评价，但我们认为，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发展的情况看，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这一特定阶段，熊彼特约束确实发挥着作用，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本状况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完全不同。按照熊彼特的分析，发明、创新和创新的扩散是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同质的三个阶段，三个阶段所强调的共同因素之一就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一些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冲破“熊彼特约束”进行技术创新，是因为它们具备两个最重要的必要条件 ：一是有较强的人力资本，即这些企业的创业者们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很强的专业技术素质和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 ；二是有一个较完善的资本市场，使中小企业的创业者们能筹集到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我国不发达的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各方面的论述已相当深入，但对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的状况及其影响则讨论较少，因此本文将给予重点分析。

　　据前述90年代初期关于个体私营经济的调查结果，在抽样的47382个个体工商户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占0.6 %（其中在工业部门仅占0.3 %），还低于全国总人口中1.9 %的具有大学学历的比例 （见表4）。在接受调查的3161位私营企业经营者中，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19.3 %，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占4.5 %（见表5）。

　　上述两表的数据反映出当时个体私营经济的人力资本素质是相当低的。在这样的人力资本基础上确实是很难进行发明和技术创新的。

　　对个体私营经济的人力资本素质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该调查报告虽然没有直接涉及，但却分析了文化程度高低与经营效果的关系。该报告指出，在个体工商户中，其文化程度高低与其年纯收入高低成正比，小学以下的平均纯收入低于平均水平，大专以上学历的收入水平比平均收入水平高60 %.在私营企业部门也是一样，经营者文化程度越高，企业的纯收入也就越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年均纯收入比平均水平高2.1倍，比小学文化程度的高2.8倍。上述调查结果从另一角度证实了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发展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90年代中期，尽管市场竞争的强度大大提高，但由于“惯性”和投资狂欢期外部环境的作用，民营部门的人力资本素质没有出现本质性的变化，即使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也是如此，（见表6）。从表6可以看出，在1993～1997年期间，民营部门独立核算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开发人员总数虽然有了较大的增长，但平均到每一个企业 （还是大中型企业 ！）也只有24名，五年间没有什么增长。

　　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技术开发投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外的一份研究报告曾指出，在当今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技术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例低于3 %的企业几乎不可能存活10年以上。那末我国民营工业部门技术开发投入状况如何呢 ？据我们的调查，成都市1998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 （绝大部分是民营中小企业 ）的技术开发费用只占销售收入的1.1 %，只相当于成都同期大中型工业企业的47.8 %.由于技术开发投入少， 致使新产品开发数量和投产数量很少，同期平均每户企业当年投产的新产品0.53个，正在开发的新产品0.25个。⑦ 如果把上述数据中大中型企业所占的份额扣除，则小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还将进一步大大降低。成都市新津县的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比较好的，1992末，该县共有私营企业56户。但至1998年末，仅仅6年光阴，这些较早创业的私营企业中已有2／3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因没有新技术、新产品的储备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幸存者中也还有相当比例因同样原因陷入困境。全国民营部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开发投入状况也不令人乐观。在近几年中，其技术开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仅远远低于3 %这一国际标准，而且也低于国有企业，1996年的比重竟然还低于1993年。直到市场制约变为十分明显的1997年，独立核算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支出占销售额比重才有较大增长，但还是远远低于3 %（参见表7）。从近几年平均每户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投入的绝对额看，从1993年到1996年，民营企业技术开发支出一直低于国有企业，名义增长率为35 %，（参见表8）。但如果考虑价格因素，则1996年的技术开发支出比1993年实际上下降了8.7 %！与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指标的变化一样，到1997年，由于市场制约日益显现，按可比价计算的平均每户独立核算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实际支出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参见表9），但仍低于1994年的水平。

　　以上分析表明，直至1996年，民营部门的技术创新状况从总体上看仍然没有出现质的飞跃，直到1997年才有所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经济界在关于熊彼特约束的讨论中，对于小厂商在创新中的良好表现的解释之一就是一些原先在大企业或政府研究机构工作，对某些领域的技术积累有相当了解的技术人员向小企业的转移从而将创新引入小企业，⑧ 这一过程在我国也已开始。其主要特征就是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劳动制度的改革，国有经济中越来越多的技术人员离开国有企业“下海”创业，大大加速了技术资源由国有经济向民营经济的转移 （虽然转移方式往往不很规范 ），使得一些因体制原因在国有经济部门无法转化的创新技术实现了商业化。在成都调查中我们发现，与那些较早创业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相比，成都民营企业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一批90年代发展起来的民营科技型企业 （主要在电子、制药、机械、材料等行业 ），而这些企业所赖以生存的新技术、新产品最初大都是源于国有经济的，由本企业自主研究开发的不多。我们认为，随着我国不同所有制企业间技术资源 （包括人力资源和技术成果资源 ）转移和交流的扩大，“熊彼特约束”的影响将趋于弱化，民营部门的技术创新进程将有可能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