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技术进步的依赖。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一些主导产业的发展往往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汽车工业和微电子产业是明显的例子。前者是多年来政府一直高度加以保护的产业，近年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之后，民族品牌已经接近消亡，快速增长的庞大国内市场只是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扩张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目前，后者则基本上控制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手中，要实现技术转移看来还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在新兴战略性产业中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完全开放，直接对国内的研究开发能力的培育起到了摧残作用，也对国内资本的进入形成排挤效应，整体上明显地强化了对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

　　第三是资本形成的依赖。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是持续上升的，近年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之这个比率明显地偏高，更不用同发达国家来进行比较。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国内我们自己的投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外商直接投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如为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配套的基础设施投入等，在沿海地区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投资推动是近年中国经济快速的一个主要因素，而社会总投资的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密切关联则不能不令人有些担忧。

　　经济运行过程中形成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与积极有效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所具有的潜在危害相当严重，尽管有些问题在短期内还不明显，甚至短期来看还是有益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就会逐步暴露出来。

　　首先，国民经济结构升级受阻。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1000美元之后，产业结构升级将是推动国民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而目前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形成的出口依赖和技术依赖等，显然对加速经济结构升级很不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利影响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比如，前面已经指出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非常之高，而这与外商直接投资密切相关。出于对自身投资利益的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会本能地让这种格局尽可能长地维持下去。众所周知，出口结构直接制约一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着眼于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外商已经形成的投资客观上都难免会成为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的阻力。

　　其次，竞争挤出效应日益明显。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国内资金从短缺走向过剩，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市场上的作用也越来越多从积极地增加有效供给，转变为对民间投资和国有资本形成挤出效应。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国内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有限的资源方面，如基础设施和能源供应的竞争等，整个市场的供给则严重不足。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竞争已经明显地转向争夺相对饱和的国内市场方面，凭借政策上的优惠和资本技术上的优势，对国内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形成挤出效应。现实生活中不难看到，上海等地区把重点放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上，民营经济的发展就不行；而浙江等地区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相对落后一些，民营经济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再次，与长远发展目标的差距扩大。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都持续地快速增长，但有两个方面的矛盾却呈现出日益尖锐的趋势，一是就业紧张，二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这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密切相关。比如，从就业的角度来看，虽然外商直接投资重点是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外资项目要么集中在见效快，效益高的一些项目上，如加工贸易等，在国内的产业关联低，增加就业有限；要么是投资于高技术领域，如电子芯片制造等，就业数量更加有限。国内资金过多地用于为外商直接投资配套服务，也降低了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能力。

　　四、适时调整优化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今后，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应当继续停留在简单的引进上，而应当把重点放到重新构造外资与内资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来。过去的一段时期内，我国通过放开市场，提供优惠政策等把外商直接投资吸引进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在封闭经济体制中所没有的新的增长极，因而提高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然而，我们应当看到，这只是一种短期效应，相当于一种外挂的发动机。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进入结构变迁为主的阶段，这种外挂式动力的方式局限性越来越大，而风险则越来越高。今后应当考虑的选择是把这种外挂式的动力内部化，在更积极地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努力把它与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协调起来。

　　进一步说，未来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格局是有效利用还是被动依赖，关键要看国内资本的生长和发育。如果国内资本不能有效地加速积累和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则经济增长必然要继续依赖引进外资，即使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不多也摆脱不了依赖的地位。反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越多，就越是能积极主动地利用外资。因此，促进国内资本的积累和功能强化，无疑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一选择。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应当以促进内资的发育为导向，同时注意发挥内资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竞争效应，这是从整体上彻底摆脱对外商直接投资依赖的根本保障。

　　争取较早地摆脱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特别是避免这种依赖的加深，应当是我国今后几年在扩大对外开放的中需要切实解决好的一个课题。在这个方面，政府的选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市场经济历来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运行的，政府的决策直接影响到市场竞争的格局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及时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协调好对外开放与国内经济发展相互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应当重点搞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调整：

　　第一，集中引资优惠政策的授权。作为发展中国家，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是必要的，但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给予各级地方政府过大的自主权，直接导致恶性竞争，这是形成对外资依赖性的重要机制。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经济体制中存在一些弊端现在都明显地集中到招商引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来了。从保障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需要出发，中央政府从现在应当对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使各地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上去，从全局上形成协调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经济发展关系的氛围。

　　第二，真正落实国民待遇的原则。尽管我国的投资环境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许多方面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这种状况是广为人知的。我国应当根据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规则，对外商直接投资尽快地真正落实国民待遇的原则，这样做将获得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有利于把真正具有科技实力和管理效率的大型跨国公司吸引到中国来投资，在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形成公开的竞争。二是为国内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加速国内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从而在扩大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同时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第三，实现从引资到引知的战略转移。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要作根本性的调整，把目前偏重于引进资金流量转向以技术创新与制度移植为重点。从现在起，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优惠，应当集中到鼓励技术转移和制度示范等方面来。比如，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华设立研究与开发中心，应当给予比一般性投资项目更多的优惠，而对技术含量低的投资项目取消优惠政策。当前，应当及早制定一些必要的政策措施，鼓励外资兼并和收购国内企业，使国际上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得到较快的扩散，同时这也会有利于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提高全社会的资本使用效率。

　　第四，强化招商引资的结构导向。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今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要以结构优化为基本的取舍标准。一方面，要通过产业导向等途径把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更多地引向需求增长快的领域，如适当地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开放基础设施市场等，因为市场有效需求增长快的行业就不大容易出现垄断和形成依赖；另一方面，对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一些产业，要尽早实施反垄断措施，同时严格限制外商直接投资的继续投入，包括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原领域内新增和扩充资本。总之，在中国经济进入快速的结构转型时期后，要特别警惕出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依赖。

　　主要参考文献：

　　1.江小涓：《跨国投资、市场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行为》，《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

　　2.陈飞翔：《市场结构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财贸经济》2002年第2期。

　　3.杜江：《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2年第8期。

　　4.陈飞翔、蔡茂森等：《开放效率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