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差距持续拉大，农村教师主要是骨干教师大量流失，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仍在扩大。大城市、中心城市、县城、乡镇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工作、生活条件悬殊，一般县城的教师比乡镇教师的收入高出三分之一或一半，造成教师逐级向上流动，中西部城市的教师向东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流动，县城的向中心城市、乡镇的向县城流动，而流出的都是骨干教师，如四川省德阳市2001年已流出高中高级教师61人，有的国家级骨干教师在参加国家级培训时，就给沿海大城市挖走。与此相对应，农村又大量增加了代课教师，因为一名公办教师的工资相当于五六名代课教师的报酬，由于教育经费短缺，地方政府和农村中小学宁愿用代课教师，而不用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农村教育仍将不断滑坡，将会失去持续发展的条件。
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增长放缓，缺乏推动和支持农村教育持续发展的能力。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在80年代联产承包和90年代农产品提价的政策调整中，曾有两次明显的提高，1978-1990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加5.1倍但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调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过剩等原因，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减缓，1991～2000年，农民人均收入增加3.1倍，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甚微，有的地区和有的年份甚至下降，个别的还有入不敷出、种地赔本的现象，这势必影响农村教育的经济基础。而农村教育水平低，脱离农村建设和农民生活实际，相当部分学生厌学；学校收费提高，超出部分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高等学校收费过高，使贫困家庭失去继续学习的希望。这些因素造成农村地区教育与经济之间的非良性循环，农村经济基础薄弱造成农村教育办学条件差；农村教育落后，难以发挥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影响农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优秀的人才很少留在农村任教，现有的教育也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突出表现在初中辍学率大幅提高，一般县在10%以上，有的县高达30%～50%，如任其发展，“普九”成果有可能得而复失，农村教育的基础将会因此而动摇。
今后若干年，农村教育面临着危房改造、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初中入学高峰、加快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四重叠加的校舍建设高峰，短期内需要大量基本建设投资，如不统筹规划，合理调节教育资源，将很难应对如此巨大的基建投资。
三、对策讨论
（一）调整并逐步完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与投资体制
适应财税体制改革的新情况，2000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明确了新体制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框架，对于改变基础教育管理权限和经费分担责任层层下放，农村学校经费难以保证的状况，提供了制度的保障。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不同地区的实际出发，形成体制实现的制度模式，从全国范围而言，最终应该制定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在内的教育投资法规。作为过渡性措施，首先建立教师工资由中央、省、地、县几级政府分担的机制，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农村教师的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然后按照不同地区义务教育生均成本的额度，确定不同地区中央、省、地、县几级政府的分担比例，并以法律形式保证实施。为此，需要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进行调查研究，确定不同地区义务教育的生均成本，并按不同地区财政收支状况，确定各级政府分担比例，作为制定投资法规的依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村教育经常性经费的按时足额拨付，农村教育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
（二）采取应急措施，缓解现阶段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困难
农村教育的投资体制与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国家财政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它的完善势必要经历一段发展过程，而目前农村教育的经费短缺不可能等新体制完善之后才解决，这就需要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主要包括：加大中央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发达地区继续发挥乡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管理和投资作用；在基本实现小康目标的农村地区，地方政府财力不能充分满足教育需求的阶段，继续实行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政策，例如义务教育适当收取杂费、按照规定程序进行单项教育集资等。当然，鼓励发展民办教育也是增加教育投入，满足社会多样化教育需求的途径。这里就增加中央政府对农村教育主要是贫困地区教育投入问题提些建议。2000年国务院召开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之后，中央财政增加农村教师工资转移每年50亿元，危房改造两年30亿元，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五年50亿元，还有其他用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是历史上中央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增长最快的时期，对缓解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困难产生了明显的作用。但是，财税体制改革和农村教育发展所带来的经费缺口，仍然没有充分解决，仅以“普九”期间的举债而言，全国不完全测算约500亿元，近几年将要相继进行的大规模校舍建设更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近期维持学校正常运行的经费仍然难以保证，需要采取特殊的办法缓解困难，是否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下决心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真正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第一要务”，把农村发展摆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下决心压缩行政性开支（1991～1998年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增加3倍，而政府行政性支出增加4倍）和生产性建设中的决策成本浪费（例如有的生产性项目投资决策错误浪费达数十亿元之巨，据调查新疆某油田盲目决策建设石化厂，投资达24亿元，建成至今未能投产，每年还要支付一大笔维持费，把这样的经费用于解决教育经费困难对国家和人民会产生多大的功德），因此，完善国家预算审核程序和投资决策程序，就有可能把一部分经费用于教育主要是农村教育，把对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的水平提高到基本弥补税费改革后的缺口；另一方面在近几年内把国债的一部分用于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以缓解近期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的困难，现在许多地方政府用国债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有些“标致性工程”标准过高，经济效益并不高，不必要地加大城乡差距，如果从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加大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将产生更大的作用。因此，在现有的财政收支框架内进行适当的调整，有可能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而这方面所需的投入比之大型工程项目和城市标致性工程的投入要少得多，它所产生的作用和效益则是长久和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