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区乡镇企业发展缓慢，究其原因，有以往以行政方式办企业及企业制度问题造成的失败，有当地农民购买力薄弱和市场不景气的影响，也有农业半自给经济环境下人们缺乏办企业所要求的市场观念、技术和经营管理素质的制约。导致目前传统农区农业剩余劳力就业门路狭窄，农民增收缺乏新的增长源。
四、农民负担总体水平过重，收入越低的农户负担越重
根据我们对3个县的抽样调查，三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103元，而人均负担量是252元，负担量占农民人均纯收入近12％。这个水平相对于其他地区并不算特别沉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均收入不到1400元的襄阳，人均税费负担总额为389.37元，农民负担占纯收入中的比重高达28％。
由于农民的负担与农民经营的耕地面积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通过分析农民负担与耕地面积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揭示农民的负担状况。从三县的调查情况来看，亩均纯收入为407.31元，亩均农民负担为109.44元，亩均负担占亩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6.87%。这样，在扣除各种负担以后，如果考虑劳动力成本，种地基本上就不赚钱了。
表1 襄阳、鄢陵和泰和县样本户种植业负担情縚
从调查农户看，越穷的农户相对负担越重。人均纯收入在500元和1000元以下的农民，人均各种负担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高达36.22%和38.50%。这个负担水平相对于任何行业的劳动者都过于沉重。人均纯收入在1000~2000元的样本农户，人均各种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0.42%。而人均纯收入在2000~3000元和3000~5000元的农户，人均各种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则为7.87%和8.12%，人均纯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农户，负担水平为4.17%。可见，即使总体的税负水平并不高，但由于越穷的农户所要承受的税费越高，所以农民负担问题依然严重。
表2 不同收入水平农民负担状况比较
根据调查所收集到的近10年有关数据进行计算后发现：从一个较长的时期平均来看，农民负担连年增长的趋势并未扭转，而且，个别项目的增长率更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鄢陵全县农业特产税1992~2000年间平均每年递增43.2%，而大马镇则高达54.8%！鄢陵全县和马坊乡、大马镇以及襄阳县的太平镇的“三提”和“五统”均以两位数的增长率递增，最高的乡镇年均递增率分别接近20%和30%！
五、县乡财政严重入不敷出，财政危机直接转化成农民负担
在调查的3个县中，泰和县财政情况较好，就该县目前财力而言，财政是典型的“吃饭财政”,只能勉强保证工资的发放。鄢陵县的日子要比泰和难过，财政已到了即使什么都不干，工资也无法保障的地步。襄阳县财政状况是最困难的，实际上已成为“半饥饿”财政。从调查情况看，县乡财政都很困难，但乡镇财政的困难要比县直财政大得多。乡财政已不是传统意义上财政收入保工资的“吃饭”型财政，已经恶化为一种运转更为艰难的“讨饭”型财政。由于财政信用程度下降，“讨饭”也越来越难，乡财政实际上已接近崩溃的边缘。调查中，许多县乡干部叫苦连天、怨声载道，有人把县乡财政困难状况写了一副对联，始则：拆东墙补西墙，墙墙是洞；借新债还旧债，债债不清。继则：拆东墙补西墙，无墙可拆；借新债还旧债，无债可借。横批：日子难过。
县乡财政大范围的出现入不敷出，说明相当一部分县市都面临严重的公共财政危机。县乡政府普遍面临的公共财政危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通过这次调查发现，农民负担状况与县乡财政困难是联系在一起的。县乡财政危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突出表现在：
首先，县乡财政入不敷出导致基层政府对农民过度征税。从3个县来看，农业税收在乡镇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2000年襄阳县农业四税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为44.5%，泰和为27.6%，鄢陵为50.7%。如果考虑到工商税收中的屠宰税来源于农村养殖业的因素，涉农税收在乡镇财政收入中的份额则更大。调查发现，近年来，由于工商税收增长难度大，财政压力较大，乡镇政府为维持日益庞大的机构运转，不得不用农业特产税等税目来弥补其他税源的不足。因此，不断加大农业特产税的征收力度。调查发现，农业特产税一般采取按人头平均分摊到户的办法，征收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随意性，据实征收流于形式，征过头税的问题相当严重。襄阳县现有农业特产税源据测算为850万元，但年度任务却为4600万元，税源仅占任务的18.48％。当问及为什么下达这么高的税收任务时，县地税局和农税局的负责人讲，下达农业特产税任务不是以农业特产税实际收入为依据，为了保吃饭，现在完全是“以支定收”，下达的地税任务完全是脱离实际的，远远超出了企业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农业特产税已成为地方税中增收潜力较大的税种，已演变成增加农民负担的新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