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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所伴随而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举世瞩目的。正如世界银行在《中国2020》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正从一个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与此同时，中国正从一个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左右初步完成上述两个转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先决条件。
一、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增长的特点及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综合西方文献所给出的结论，改革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保持在8%左右。2000年GDP相当于1980年的6倍以上，达10000亿现价美元，列世界第六位。按PPP(实际购买力)法计算，则中国2000年GDP约达42000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第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全方位性，从沿海到内地，增长速度都是空前的。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如果把中国的三十个省份作为独立经济体，那么在1978和1995年间，世界上二十个增长最快的经济全部在中国。第三，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平均每年的贡献约30%(1978-95)。也就是说每年8%的增长有2.4%来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二、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的启示
那么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我们理解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增长的特点有什么启示呢？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一直试图以西方经济学中的行为模型来指导前指令性经济国家的转型，诸如，以市场为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厂商模型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产权理论。尽管这些理论与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行为，但它们在转型经济国家的应用确实不是很成功甚至造成了极大的负面效果，如前苏联。实际上，这些理论在中国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特别是在近几年的改革实践中)，但在改革初期所起的作用往往是潜移默化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改革一方面尽量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成果，但另一方面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采取了相对谨慎的做法。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描述性模型的确在对中国经济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Solow增长模型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Solow增长模型是建立在资本，劳动和产出之间一一对应的函数关系基础上的。该模型显示在资本劳动比很低的国家(如中国)，资本投入的增加会大幅度增加人均产出。另外，技术进步也会通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人均产出。中国二十年来的实践与该模型的结论是相当一致的。据世界银行的估算，1978 95年间，中国经济实物资本存量年平均增长8.8%，而劳动人数增长为2.4%。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由农业向工业的高速经济转型以及迅猛的技术进步。其最终结果导致人均GDP在改革后的18年里翻了两翻。
Solow增长模型里面所提及的资本增长，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讲也就是指工业化投资。由于工业化需要积累大量的资本，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保持一个高储蓄率用于进行对基础工业的投资。Solow增长模型显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资本稀缺的工业化初期，人为地提高储蓄率虽然会增加产出，但消费水平却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但经过一个时期后，消费水平会逐渐地超过提高储蓄率之前的水平。这一经济学描述实际上与中国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极其相近。
三、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背后及其与改革的关系
Solow增长模型显示在推动人均GDP增长的两个要素，资本和生产率之间，资本驱动型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就是说，在资本劳动比达到一定水平后，人均GDP的增长会出现停滞。尽管进一步增加储蓄率可以打破这一停滞，但经过一个时期后仍会在另一个人均GDP水平上出现新的停滞。这是由于在此类模型中人们通常假定资本的边际产出率递减。更为主要的是储蓄率不可能无限地增加。而由不断地提高生产率来带动的增长则是可持续性的。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生产率的提高可以是无限的。那么生产率的增长是由那些部份组成的呢？一个是技术进步(如新机器的采用)，二是技术效率(如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生产经验的积累)，三是规模效益(组建和管理大企业乃至大国经济的能力以及知识本身，诸如知识产业等)。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国改革政策对上述三个生产率组成部份的影响。中国的技术进步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由政府主导的产业及技术政策推动的，其中包括引进外资和先进设备，对重点部门实行重点投入等。技术效率的提高则是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由乡镇企业所引发的并加之以国企的改革措施。而规模效益恐怕是与政府为开发大国经济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重视与投入分不开的。总体上来说，中国劳动生产率在改革时期的增长是与政府的政策紧密相关的，这其中甚至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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