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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晋商以275万两白银从英国福公司手中赎回了山西矿权，捍卫了资源主权，为国家资源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投资的机器采煤业的最大企业——保晋公司在经营中却步履艰难。当时人发出感慨说：“噫！遍地黑金，而民困如此，所谓拿金饭碗讨饭吃者，我山西人民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值得今人借鉴的自身原因，也
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自身原因有三：其一、晋商是在被动中投资近代煤矿业开发的。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矿企业，这是中国人探求自强之路的努力，更是中国传统的商业和产业发展受到极大挑战之后逐渐形成的一种中国经济发展同西方经济相衔接的趋势。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在票号时代进入极盛、具有雄厚资本的晋商对近代山西煤藏的大量发现和机器采煤业，在收回矿权运动之前几乎是无动于衷的。中日甲午战后，列强争相在中国开矿筑路。正太铁路修到娘子关时，晋人才如梦方醒，开始恐惧与忧虑，进而奋起抗争。1905年，爆发了全国最大规模的争回矿权运动，1907年，山西商人渠本翘、刘笃敬等创建了规模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毫无疑问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在争矿运动中促使保晋公司建立的是政治原因大于经济原因，渠本翘、刘笃敬等商人以及山西各界抵制洋商、挽回利权，更多是出于地方资源利权保护意识或者是闭关自卫和排外意识。
其二、晋商投资于机器采煤业的最大企业保晋公司先天不足，经营不善。山西最早、规模最大的近代煤矿企业——保晋矿务公司在政治风潮中创办，因而它的经营，无论在资金上，还是设备、管理上都是准备不足的。公司成立之际，赎买矿权费用几乎与公司全部资本相等，只剩很少的钱用于购买设备，仅以亩捐银5万两为开办之资，后又向山西当局领取亩捐银15万两藉以布置。1908年，公司禀请当局在山西发行股票，但实际从1907年至1914年共集38万6千余股，银193万余两，仅为原计划集股数的24%。更为致命的是，保晋公司本来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借晋商巨款支付福公司赎矿银开办起来的，但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的地亩捐，改用于军费开支。保晋公司总经理渠本翘只好把公司吸收到的资本，大部分挪借给山西当局还款。可是山西当局却一直拖欠这笔款项，造成了保晋公司资金长期短缺的局面，以致渠本翘因此辞去了首任总经理之职。从企业管理上看，由于受封建主义影响，加之非生产人员过多，管理也十分混乱。
其三、大多数商人像军阀、官吏、地主一样主要投资于手工煤窑，生产水平太低。从清末始，山西虽然开办了一些近代煤炭企业，使山西的煤炭采掘、企业管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投资土法生产的煤矿无论户数、矿区面积、煤炭产量仍占绝对优势。据统计，1934年在全省1174座煤窑中，民营土煤窑达1125座，占全省总数的96%以上，煤炭产量达190万吨，占全省产额的75%以上。尽管山西手工煤窑发展的三次高潮中，经营规模和生产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和提高，但总的来看，这些民办煤矿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都非常落后，大都属于原始的手工操作，管理上保留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山西商人这种经营煤矿业的落后陈旧的生产方式，注定是难以有所作为的。
晋商之所以没有在近代煤矿业发展中崛起，除自身的原因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外资对中国的煤炭市场的控制。近代中国，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武力侵占、借款控制等手段，侵占中国矿山，控制中国的煤炭业。据统计，早在1913年，帝国主义在中国煤矿业的投资额就占中国煤矿投资总额的80%，而包括山西在内的中国自营煤矿资本仅占总额的20%。在生产方面，1912年到1933年全国机械开采量，外资和中外合资矿占77%，而包括山西在内的中国自营矿仅占23%。在销售市场上，以煤炭需量最多的上海、天津为例：1931年外资和中外合资煤以及进口煤分别占这两个城市需量的86%和92%。由于帝国主义垄断了中国的煤炭业，因而晋煤外销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的打击和排挤之下。当时晋煤之处境，正如时人所说：“外资各矿挟其雄厚之资力，对山西各矿极力排挤，晋煤销路乃有日蹙百里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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