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抗日战争；川盐济楚；三峡井盐业   

一、“川盐济楚”高峰述略

    在中国盐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川盐济楚”高峰。

    第一次发生在清代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三年(1850～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其时，三峡地区大宁、云安两大产盐重镇，尽管其井盐产量远远落后于富荣盐场，然亦在困顿之中获得了生机，而且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得到了稳步发展。但由于三峡地区井盐生产凿井汲卤技术，可谓数千年不变，即使有所改进，也是小敲小打，很难有大的突破。这与三峡地区盐泉多从山麓岩隙渗出、凿井取卤甚为方便有一定的关系，故而在川南盐区井场采卤迅速朝着近代机器工业转化之际，相形之下，古老的三峡井盐业就显得落后得多了。及至四川军阀混战的防区制时期，三峡地区各主要产盐井场及沿江各口岸，由于过往军阀强行筹集军饷，巧立名目征收各种附税，甚而估放仓盐换取税银，以致本呈衰微之势的三峡井盐业更显得凋敝不堪。

在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沿海产盐区沦人日本侵略军之手，全国盐产量减少了一半，在民食军用急需的情况下，四川井盐业的地位急剧上升。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和不断向前推进，四川井盐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显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川盐济楚”亦迅速涌上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高峰。这不仅为战时大后方国民政府财政提供了充足的税源，而且亦非常有效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盐遮断”的企图。当此之际，古老的三峡井盐业再次得以激活，并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抗战时期三峡地区的盐务管理

  1937年8月，抗战全面爆发。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进攻湖北，武汉告急，湖北鄂岸盐务办事处西迁宜昌；旋即武汉失守，11月湖北鄂岸盐务办事处不得不再次西迁，移驻三峡地区腹心——万县(今重庆万州)。时沿海各产盐区以及上海、南京等地已相继沦陷，淮盐上运受阻，湖北、湖南等省的海盐销区全赖川盐济销。四川盐务管理局奉令尽力增产以供应湖北、湖南、四川、陕西、西康、云南、贵州七省军需民食。是年，位于三峡地区川东段的云阳、巫溪、开县、奉节、忠县、彭水等县盐场“场长公署”一律改称“盐场公署”，长官仍称场长。

    1939年1月，国民政府作出食盐“民制、官收、官运、民销”的决议，川东盐区和川南盐区先后均办理“官收、官运”，或以部分官收之盐招商代运，或转配运商缴本代运。与此同时，四川盐务管理局改组为川康盐务管理局，下设西康、五通桥、川东、川北四个盐务管理分局。川东盐务管理分局即设于三峡地区腹心——万县近郊。

    三峡地区川东段(即今渝东地区)毗连湖北，时国民政府将业已沦陷的湖北划为军事游击区，为加强盐务管理，支援抗战，1940年6月，又将川东盐务管理分局从川康盐务管理局划出，改为直属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负责川东及沦陷区湖北盐务。至此，三峡地区云阳、巫溪、开县、奉节、忠县、彭水六县产盐场厂和原川东鄂西各销盐计岸，以及原湖北淮盐销岸和豫南部分地区，均成为川东盐务管辖区域。川东盐务管理分局在奉令增产赶运的同时，又对盐务管辖区内各级盐务机构进行了调整编制，截至1941年底，管辖区内各级盐务机构共达42个之多。

    1942年实行“食盐专卖制”，寓税于价，并对食盐的产、运、销加强统制管理。各场产盐由专卖机构收购，自办官运，在各集散地建仓趸售，发商零销。为充分利用商资，亦委托商运，或招商代运。受委托运商，须向盐务机构垫缴盐价，将盐运至岸口官收之后，再发还垫本。自该年1月始，国民政府又将忠县、彭水两县盐场划归川康盐务管理局，川东盐务管理分局改为川东区盐务管理局，仍直属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