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罪恶与善行：江南典当业的双重评价

  “漆黑的大门，高高的柜台及屏风，冰冷的面孔及古老的吆喝，这是人们印象中当铺的形象”[3](p1)。近代以来，典当业一直被人视为高利贷资本的代表之一，与商人、地主一起构成“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势力，至少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这种观念就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时人与今人多认为“典当业是十足的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者”[4]，并且“折价低，利率高，时间短，一向为贫民重病也”[5]。除高利剥削外，典当营业者还“乘人之危”，任意估低农民当物的价格，并到期没收其物品，“贫民在急如燃眉的时候，对于所当物品的价值，自然无力争议，惟有任典当任意估价，而在当时农村经济普遍衰落、农民贫困程度日深的情况下，对于所当的物品多无力回赎，典当业的罪恶更因此罪加一等”[6]。

但在近代中国，虽然典当业为人所痛恨，可也有人认为“当铺是一种慈善机关，供给借款以活贫民，不然，贫民便没有地方去借钱”。[7]这也是当时的客观情形，因为在金融机构和资本缺乏之近代中国，典当业“分布内地，势力颇大”，“惟沿生日久，弊病滋生，剥削农民，手段苛刻”。[8]所以，当铺在近代中国面临着一种毁誉交加的困境，一方面人们批评其高利剥削，但同时也有人鉴于其对社会经济的难以取代的作用，对它的社会价值给予较高的评价。

就江南来看，江南的当铺主要由典当与质押两类构成，而典当与质押在江南社会中的地位差异甚大。由于江南商品经济发达，资本较充足，江南当铺的月利水平居全国最低，一般不超过月利二分，高利剥削的罪名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的质押店身上。一般说来，典当者资本较大，利息较低、满期期限长，质押则资本较小，利息较高，满当期限短。上海市规定资本额高于三万元方可称典当，低于三万元者为押店，江苏和浙江典当与质押的资本额界限是一万元。上海典当之利率，自一分六厘至二分。押店利息，则随当本而高下，凡当本五元以上者，月息一分八厘，五元以下三元以上，月息二分。三元以下一元以上，按期一分；一元以下者，则按期一分五厘，即月息四分五厘也。满当期限上，典当限期18个月，押店限期为6个月。

抗战以前，江南“当押名义之别，亦遂严如鸿沟”，其间的关键区别并不在于上述之别，而在于各自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认同。与典当相比，押店自产生之日起便经常受到社会的批判，其起源说中就带有明显的贬义色彩。“原设押之始，非正当商人之所为，盖军犯之流，藉此以放重利，病民非以便民也”。[9](p6)罗炳绵认为，这种传说，也可能由于押物者常被押店中人刻剥，对押店仇视憎恨，就故意虚构上述传说咒骂押店中人。[10]不论此说真实与否，但至少可以看出，押店的社会地位与典当截然不同，其差异不在于利息高低或当期的长短，已上升为对其存在价值的肯定与否。

晚清以来，社会各界对押店的批判声日渐兴起，报上亦有对押店骗行的揭露和批判，如《笑林》上就有这样的记载：

昨有自称受害人，投函本馆，并押店质票一纸，其略云：某日行径某处，途中拾得□□押店质票一纸，店在北石路老闸大街中，票上书明洋三角，径持钱至该押店取赎，乃一极破旧之敝衣，一文不值也。始知该票并非路人所遗，乃押店故作狡猾得愚弄人者。其骗作之术，诚可谓异想天开，虽然押铺之类者，恐不止□□一家已，俟调查确实，当一律宣布与社会共弃之。[11]

由于社会各界对押店一直持批判和否定态度，典当业内部也认识到押店对社会的危害。因此清末上海典业公所也希望将上海的质铺“俟有力后改当，以后无论城乡，如有违章续开质铺情事，应由附近当铺通知司年，同业公同秉官押闭，不能徇隐”。[12](p410)民间对典当与押店价值认同之差异，还可从民间竹枝词上反映出来．近代上海竹枝词中将当铺描述为“大开当铺示期宽，编号纷陈货百般，取息时由官判定，官商得利小民安”。而押铺则被描述为：“纷纷押铺设通衢，小本还将重利图，数月满期真迫促，受亏多半是乡愚。”[13]典当与押店在民众心中的差别一目了然。

民国以后，押店在社会中的名声和地位更为低下。1937年2月25日，浦东同乡会理事会会员许宝铭、王吉甫等联名上书上海市社会局，要求禁止在浦东地区开设押店。在他们看来，浦东边境各乡镇虽同隶市区，但在乡居民之生活习尚与灯红酒绿之热闹市区完全不同，乡民春耕资金不足或其他临时急需时，向以典当为调节之所，其取赎期则大都俟秋收得资之时，故俗有“春当秋赎”之谚。若当年秋收不丰，无力取赎则尚可期诸下年秋熟，所以乡镇典当当期有18个月，尚另加宽放，其秋间变卖废货必于旧历中秋节后，为之意即期待乡民秋收得资取赎。对典当而言可以本利兼盈，而乡民也可免于另行高价购置，“诚双方兼顾之妥善加法也”。但“近闻有人欲在浦东东昌路开设押店，具呈人等对于乡民生活状况知之较详，似有不宜设立之实情”，其理由如下：

盖押店期短利重，且经营斯业者咸无道德观念，生生取息不守定章……取巧者盘利层出不穷。……敬求批饬改设典当以恤贫苦乡民，如蒙准赐仰布告禁止，凡市区毗近内地之各乡镇劝令多设典当，倘乡镇小不能设典当者，劝开代步，惟独不准创设押店。如为定例，则吾内地乡民万世感爱[14](p3)。

3月23日，上海市社会局在批复中认为此申请“颇有见地”，同意予以办理。可见浦东同乡会的这种认识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当时官民对押店业社会价值的否定。

与押店相比，江南典当的社会地位就好得多了。从典当的起源来看，它一开始就兼有求利与救济之功能，“在昔开设典当，半属慈善性质。典当之东家，有员外之称，老于典业者，有朝奉之号”，典当也因此被称为“穷人的后门”，其宗旨在于给“穷民以资金之融通，若盘剥小民，非特有悖于斯业之宗旨，亦且为法律所不许”。[9](p3)从这里可以看出，从典当诞生之日起，虽然它具有牟利的一面，但已经担负了一定的道德责任，从而也得到了社会的肯定。

明清以来，在江南地区经营典当业者多为徽州人，素有“无徽不成典”之称，且徽州人经营的典当一般规模较大，利息亦相对较低。传统时代的典当，在拥有厚财之外，也积极参与地方文教及慈善活动，以改善典业在社会中的形象，力图把自身塑造成一种慈善行业的形象，以求“道德”与“利益”兼得。其手段除了在发生灾荒时捐赠财物的临时之举外，还有一些比较制度性的举措，一是岁终让利之举，二是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清代多数地区的典当，在年终都有减利的营业惯例，并且逐渐制度化。如清末宝山县典当业就有以下规定：

凡质当布、棉袄裤、被絮四项，当本在二两以内者，灾荒之年以十一月初一日起，勘不成灾歉岁以十二月初一日起，常年以十二月十五日起，均让至年底止，设遇灾荒较重之处，随时询明，实在贫苦乡村，于定章外再行让利一个月。[15](p572)

这一习俗一直保持到民国中期。1927年，江苏省典业规章中仍沿用清代《木榜规条》规定：“棉衣棉被让利，应于每年十月十一月两月行之，农具让利，应于每年二三两个月行之。”[16]宓公干以为，减让利息之举，“乃我国典当尚留有慈善性质之一证，而为各国典当所无者”。[17](p100)他还认为，江浙地区农产物人质，取利较低，约为月利一分六厘，也可视为让利之变相形式。从当商角度看，让利之举可以增强质当人的偿还能力，鼓励民众在收获季节之后赎回当物，以免成为满货而积压资金。但同时，“年终减利多少带有救济贫民的性质，同时也可消除典当在民众心目中的高利盘剥、为富不仁的形象”。[18](p339)

典当业除用让利等手段提升自身社会地位外，还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直接的方式例如向慈善机构常年捐款，由于典商资本大、盈利较多，捐纳数也相对较多；间接方式是将公益、慈善基金存典生息。在江苏一些乡镇，关于慈善、公益各项捐款“典商甚至担任全数之半”。[19]近代浙江书院的经费来源中，就有12％来源于典商生息。[18](p358)1922年，上海慈善团常捐收人中，典业捐795．62元，占总数7 262．52元的11％，仅次于钱业的1 483．20元，比其他行业都多，而质业仅捐72．00元，[20](p109)典业是慈善组织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

抗战以后，江南地区典当与押店的比例发生扭转，战前的押店主要集中于上海一地，抗战爆发后，典当经受不住摧残，纷纷闭歇，或缩小资本，到抗战后典押之别已不存在，几乎全为押店。以江南地区典当最为集中的上海、苏州和无锡来看，1929年上海市有典当113家，押店454家，抗战后上海押店数量达800余家。1932年，无锡共有典押业32家，若以资本3万元为典押业的分界点，则只有12家押店，20家当铺；抗战后，无锡城乡共有131家，1947年仍有87家，几乎全为押店，资本额最高者仅为法币5 000万元，一般为1 500万元。苏州(吴县)在抗战前有典当铺43家，抗战后的1946年达130家，资本额也无法与战前相比。在典当业资本萎缩的同时，利息也急剧升高，上海当铺的月息由战前的二分涨至1942年的四分，到1945年更涨至二角七分。抗战以后的当铺不仅提高利息、缩短当期、增收栈租等费，而且抛弃了传统的减息让利等习俗，沦落为纯粹的商业谋利行为，尽管由于社会需求量大，押店业一时繁荣，但这一行业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声誉，被人们视为完全的暴利剥削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