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消费需求总量的变动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增长
无论是宏观经济理论还是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都证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消费需求的增长会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会增加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从而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
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消费者与传统社会相比较，已具有了较多近代化意义上的消费者行为特征。这种特征集中地表现在近代消费者随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市场化步伐的加快，消费意识和消费欲望不断增强。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需求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就近代中国经济总体而言，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变动趋势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正面效应是十分明显的。
按照现代经济学原理。在资源约束条件下，需求的增加并不能导致供给的增加，而只会导致膨胀，甚至导致膨胀与短缺并存。但如果资源约束不存在，即在既定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能力尚未充分利用之前，社会总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幅度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强度，需求增加将导致供给的增加，其中占总需求三分之二的消费需求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意义。
近代中国经济的本质特征即近代化已经起步并有所发展，但远未实现经济的起飞，则决定了社会存在闲置资源和未饱和的生产能力。这样，总需求变动特别是消费需求的上升变动就对近代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如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近代中国消费需求的波动方向和强度与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具有同步波动的态势，二者相关性较强。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呈现周期性波动迹象，若以1917年作为周期的上升期起点，则1930年上升至最高点，从1931年开始下降，至1934年跌至谷底，其后为上升期，预示着下一周期的开始．[5](P5)而另据刘佛丁先生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书中的研究，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即从19世纪80年代近代化开始起步以后，近代经济起码经历了两个完整的中长经济周期。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初为第一周期，其上转折点为1905年；第二个周期的上升期从1914年开始，在1931年达到顶点转入衰退，至1935年降到低点，从1936年起经济走出低谷，开始回升。[6]由上可知，上述中国近代国民消费需求的周期波动趋势与近代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周期波动状况基本一致。1937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先后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由于受外界因素的巨大影响，正常的经济运行及其内在规律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现有的研究已充分表明，这时期国民经济处于衰退时期。而同期国民消费需求的名义总额，受价格总水平上涨的牵动，虽然呈激烈上升趋势，但实际消费需求总额却大幅度下跌，亦与经济增长状况显示大体同步的波动态势。
表4 近代中国个人消费需求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说明：国民收入蚤朋为1887、1914、1936、1952年。
资料来源：①据拙文：《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载《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2期中数据计算；②刘佛丁等著：《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上表中数字不仅显示出消费需求变动与经济增长变动的方向基本一致，而且还可以看出，消费需求增长幅度大于经济增长的增长幅度。这说明。在近代经济发展中，消费需求总量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刺激总供给增长的经济效应。
就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变动对经济增长而言，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消费支出对国民收入上升的乘数效应日渐显著。按照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现存生产资源尚未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政府消费支出的增长可以导致大于几倍于其本身的社会总产出的增长。这个由于政府消费支出增长而引发的扩张过程，可以用“乘数理论”来说明。乘数理论是把经济增长(国民收入的变动)看作因变量，把政府消费支出看作自变量，阐明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国民收人变动的数量关系。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消费支出引起更多国民收入增加的“乘数效应”(muitiplier effecf)是客观存在的。
表5 近代中国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
资料来源：据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修正》，《社会科学杂志》1947年第9卷第2期和拙文：《政府消费支出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5期中数据计算。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消费支出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社会总产出的扩张和收缩的变动过程。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与其边际消费倾向呈正向运动，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就大，乘数的作用就明显。表中数据反映了这种关系，由此可知，政府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对国民收入的波动起着一定的牵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