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100年以前，中国极少数的开明人士在主观上早就要求把中国引上工业化的途径，前有李鸿章、左宗棠，后有张之洞、张季直，他们所创立的一些企业，和日本的好些企业是同时的。然而我们的这些企业早已烟消云散地被毁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外国货品来路的迟缓，沪津青岛一带的棉纺织工业得到了暂时的繁荣。然而在战后国际新局面中外来的压力便是变本加厉，关税的不自主依然存在，中日的关税协定更窒息了中国新兴的纺织工业。

    抗战以来敌人在沦陷区继续不断搜刮粮食和原料，东北四省早已变为敌人军需制造和征取劳役的场所。最近在山西灌北等地通过汉奸的伪组织敌军按时派粮，挨户征收，太原北平各乡被夺去的小麦便有20余万担，粮价因此飞涨，工业成本日高，流动资金周转愈加不灵，一切企业是毫无希望的。去年8月以后敌伪在上海一市所搜刮的纱布已公布的有60余万件，实际上达100万件，共值400万万元，继之更有其他原料的登记，准备将来被没收的。按东京第81届敌议会中议决，这些工业的原料65％要供给日本的军需，还有25％光景要供给日本在中国所开的工厂。至于中国南部浙闽粤沿海各地敌人搜刮粮食和走私的地方不一而足。芦苞、沙坪、东兴等据点，都是敌伪套取工矿原料的著名场所。原来敌人以殖民地看待沦陷区而加强殖民地化的一切设施，伪组织的傀儡们更是甘心出卖民族利益而俯首贴耳为其主宰执行政策，殖民地根本就谈不上工业化。

    旧时官僚资本和衙署式的工业生产早已塌台了。自今尚未收复的沦陷区更是谈不上工业化，抗战中后方各省的工业又是怎样呢?

    在抗战初年，后方各省的工业颇有蓬勃发展的气象，尤以国营的钢铁和煤矿业好像最有希望。好些手工业一时也有复活的倾向，然而直到现在整个讲来还比不上抗战以前的水准。以前连英美及日本的纱厂在内，吾国境内的纱锭已达500万光景，而现在后方开工的纱锭还不到20万。以前吾国的织机有25000台，  目前只是6000台罢了。这种情形就还比不上拥有18万台织机和960万纱锭的印度。钢铁的生产在印度有知名的塔塔公司和其他的冶铁工厂，从事钢铁生产的工作人员达3万人。资本总额在战前就有2400万镑。印度钢铁生产量在英帝国中仅次于英国本土。反观我国钢铁煤各业的进步颇成问题，低微的煤矿产量每年所能增加的不到1／10，去年生铁产量不过占生产力44％，钢的产量仅代表生产力22％，  目前因敷设铁道的计划或能挽救钢铁业市场的萎缩。但财政上是否允许此项计划的实现，尚难逆料。据说后方各省的所设重工业，7／10是集中在重庆及其附近各地。而渝市及附近的机器厂366家中倒闭或陷于停顿状态者当在半数以上。衡柳新兴工业地带也有同样现象，即以能勉强维持的各机器厂而言，亦有变卖工作母机者，可见所谓工业化也者，在中国尚未走上正轨，而其前途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平坦。

    工业界的呼声虽高，而工业界的困难重重，衡阳、桂林、柳州、重庆各种厂家相继停业的日有所闻。综观当前工业生产的困难，并非一业或数业所独有，确系一种普遍的现象。各业所遭遇的困难，颇多类似。约而言之，不外乎资金原料价格和市场四方面。据《大公报》桂林版12月5日所载重庆11月27日航讯所论工业界目前的危机也无非如此：(一)“资金之不足为物价不断上涨所形成，盖流动资金须随生产之周转而逐次增加，而民营工厂所得政府之工贷又为数极少，遂致各业资金，咸感不足，不得不仰赖于高利贷款。惟高利贷款仅能救急一时，且使生产费用增加，厂家负担加重。其后果反使资金不足之困难更为严重。故目前应设法先解除此项困难，生产事业方能稳定。增加民营厂家之工贷或以其他方法宽筹产业资金，固属救济之道，然根本上还在物价及币值之稳定，否则徒造成政府之救济膨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