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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原来在经济运行中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政府的影响力将逐步下降；换言之，其部分经济决策权力将根据市场规则和全球化的新原则转移到新的市场主题，其转移对象一是国际组织，如从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的决策权力转移给国际组织。政府权力转移的另外一个对象是在全球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进入各国市场后，必然更多的考虑的是其全球范围内的总体收益最大化，因而较少顺应东道国政府的目标，例如，跨国公司经常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合法避税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更多的关注的是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因为这种先进技术的转移和引入难度相对较低，也更容易取得成效，这就是所谓技术上的"后发优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则常常容易忽视市场化的制度的建设和培育，这是因为制度建设更为艰难、其培育和形成需要一个演进的过程、同时制度的变更会触动部分既得利益阶层的收益。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支撑，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单纯依靠引进和模仿的思路将付出重大的代价，日本在90年代陷入经济停滞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因此，就目前而论，全球范围内的反全球化思潮充其量还是一种抗议全球化的呼吁、还更多的是停留在象征层面上，不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反对全球化的动机不同，而且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的反全球化思潮的协调目前也可以说是无从谈起的。以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积极参与组织的77家集团133个成员参加的哈瓦那首脑会议看，这些国家的首脑虽然坐在了一起，但分歧是明显的，一位与会者评论说："如果说77国集团的133个成员国中有122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南方首脑会议的话，那么在走廊里就出现了180种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反全球化的思潮目前还缺乏现实支持而忽视其中的合理成分，在事实上，无论反全球化论者是出于何种动机、何种目的，他们提出的一些反全球化思潮确实提出了目前我们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或者说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还常常存在困惑、还常常陷入迷思。或许人类总是带着困惑和迷思从农业文明走入工业文明、从工业文明逐步发展到现代的信息经济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困惑是可以任意忽视的。
如果说全球化是一艘不得不乘坐的船，那么，只有正视这些我们还难以确切回答的问题，我们才能够保持一种对波涛汹涌的全球化进程的敬畏之心，经常地反思航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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