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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成长及其行为并非只是一个自身素质问题。企业家的劳动是一个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交换过程，社会价值的取向、大小直接决定着这个交换过程的成功与否、质量高低。同是华人，海外的华人企业家与大陆的企业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海外，华人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很小，但在企业界的比重相当大。这并不单纯是因为个人素质。一个可能是“异类”、“边缘人”的奋斗精神在起作用，而另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则与制度环境有关。
中华民族，一体多元。苏浙企业家及其成长环境之比较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历史上，一部“吴越春秋”演泽了千百年。至今，历史文化的烙印仍然存在存在于区域经济特征之中。因此，比较苏浙经济应当具备一种历史眼光和文化眼光。随着分权式改革的进程，区域经济特征及其竞争将继续存在并有强化之势。今后苏浙经济走向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地企业家资源的数量和素质，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家的生成机制和社会环境。
两地企业家成长环境之同
从严格意义上讲，江苏企业家和浙江企业家并不是特征十分明显的两个群体，整体可比性并不是很强。江苏分苏北、苏南，二者经济基础、人文传统迥然不同，因此企业家成长环境也就明显不同。苏北虽也出了不少企业家，如“维维”之崔桂亮，“森达”之咎圣达等，但其作为一个企业家群体的共性不明显，企业家总数也较苏南少得多。浙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杭嘉湖地区与苏南并无二致，其经济地理特征及文化、体制背景有很强的同质性，而最能代表浙江企业家总体特征的应当说非浙南的温州、台州企业家莫属了。因此我们有意将最能代表苏浙企业家特征的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做比较。这两个群体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代，成就突出，区域特征比较明显，备受人们注目。
苏浙企业家成长环境的相同之处甚多。
――同处于历史上的经济发达地区，非农产业起步较早，有深厚的手工业及近代工商业传统，草根工业都有一定基础。
――民众的商品意识普遍深厚，且能工巧匠多，苏动力素质相对较高；
――有深厚的人文传统。文人墨客，代不乏人，受功利主义思想影响较深；
――人口稠密，市镇、集市、码头珠连网接，交换市场化，市场网络化。占临海之利，得风气之先，如近代江浙财团，算是中国商帮史上的新式商人，较早进入面粉、纺织、成衣、买办、娱乐、航运等现代产业或高等级产业；
――同为东南经济发达省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速度居于全国前列；
――苏南、温台两地的国有工业基础都不十分雄厚，其经济起飞肇始于农村工业，且以农村工业为主，因此两地企业家大多为农民出身；
――在经过乡镇企业改制之后，两省都已是非公有经济大省，非国有经济占工业产值比重均超过80%；
环境上的相通之处，决定了两地企业家有着许多共性：他们在市场中长大，是天生的“市场派”；他们善于运用非正式制度资源，也善于创造和运用非正式游戏规则；他们来自社会底层，土生土长，曾经长时间游离于计划体制之外，较少受到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这也就造就了他们的优势和自信。
两地企业家成长环境之异
然而，毕竟苏南、温台两地企业家成长环境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导致了他们在行为方式等方面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就自然地理环境而言，苏南要比温州优越得多，一个是平原水乡，历代粮仓，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一个是临海山区，农业基础薄弱，人地比例高，粮食缺口大，交通不便。温台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是被逼出来的，多数人出身很苦，历尽坎坷，甚至经受过极限状态下的生存锻炼，如正泰集团的老总南存辉就是温州几十万修鞋大军中的一员。苏南物产丰富，但长期以来赋税苛重，民众便在富庶而高压的天堂形成了委婉隐忍的性格。人们普遍有较强的本土意识，视出门在外为畏途。温台人几乎没有什么本业（即农业）观念，相反，视做生意为正途。苏南企业家擅长的是“软功”、“内功”，而温台企业家擅长“硬功”、“外功”。
苏南还由于靠近市场和中心城市，其农村工业型式多属城市辐射带动和外资外贸拉动；温台则是典型的市场加工循环型，前店后厂，重视专业化市场建设，有相当一部分人纯粹靠经商起家。苏南有中工制造优势，但中间产品多，利润薄；温台地区虽是起点很低的百姓经济、家庭经济，但却大多生产最终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因此他们的市场直觉更好。
第二，文化传统、舆论氛围、价值观念上有许多微妙的差异。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是永嘉文化（也叫浙东文化），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前者开拓解放，豪迈大气，而后者则精巧纤细，温柔敦厚；前者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后者则强调均衡集体、等级。显然，吴文化有利于工厂制度的产生，在为工厂内部管理离不开合作与秩序。在苏南，“乡镇企业”也是“乡镇集体企业”的同义语，这是思维定势；永嘉文化则更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因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说到底是一种个人主义精神。所以，温台地区乡镇企业一记号实指各类载红帽的私营企业。自转制以来，苏南经营较好的乡镇企业普遍存在集体股太大，经营者买不起，企业改不动的问题，而浙江人却果断地以“创业股”的设立解决了转制中存在的“冯根生难题”（经营者买不起大股），从而使企业家地位迅速合法化；苏南农坟企业产权模糊，平均主义盛行，个人的创造价值难以确认，且迫于舆论也不敢露富。美国《福布斯》杂志上一年度世界富豪排名榜中国大陆最富有的50人中，作为大陆经济最发达最富有地区之一的江苏，竟无一人人选（见《南方周末》2000年11月16日）。
苏南多管理型、政治型的企业家，而温州多战略型、技术型的企业家。这就如同民间所谓“吴中多管家”、“绍兴出师爷”。苏南地区过分注重等级制度和现有秩序，较易形成企业传统，日积月累，渐显制度之美，但却缺乏管理创新；而温州人较少受到传统制度的约束，善于不断超越自我，直接与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接轨，如最早出现的民间自治的小商品市场、民办金融机构、个人承包飞机航线，集资入股修建铁路、城市建设市场化等等。显然后者更接近企业的本质。
第三，苏南与浙温有不同的工商业历史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商帮中，苏商是实力强大的近代新式商帮，是清末以来实业救国的一支劲旅。苏南是控工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也是中国近代企业家和产业工人的诞生地。这个基础是国内任何其它地区所不可比拟的；温台地区没有什么近代意义的实业基础，甚中国之后也没有什么象样的国有企业和大项目。其商业传统仅限于走街串甚巷鸡毛换糖的货郎、跑江湖剃头修鞋的手艺人，其工业产品起点大多是一些塑料时代的跳蚤产品。甚至温台地区在80年代一段时间里，从事制假售假的人和从事不明不白“魔鬼生意”的人比比皆是。
温台人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菜市场上卖菜的年轻人，他们也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而是在经商，是在做经理，甚至有名片、有手机。他们永远是自己的主人；而苏南的普通百姓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柔顺到近乎奴性的意识。许多人认为，“工作”是领导施舍的“饭碗”，自己能当企业家是由于某官员的青睐和提拔，于是埋头做事，低调做人。不论机关还是企业，“领工资”（法定苏动收入）从来只叫“发工资”（可随意赏罚的赐予）。
第四，农村工业化的历史起点不一样。苏南农村工业比温台早出现近10年，产生于计划经济年代，与旧体制有紧密的关联度。苏南企业家们在费劲把旧体制撕开一个大口子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不适应新的市场规则；温台企业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多数游离在旧体制之外，“民营性”强，也更符合占典市场经济发育的内在规律。越是市场化程度高，温台企业家们越是如鱼得水。
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政治待遇曾十分悬殊。乐清柳市镇电器“八大王”在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下都有一段“在逃犯”经历；苏南企业家基本都能得到体制内的保护，而且只要产值达到几千万或上亿元，就可农转非，可到不同级别的党政部门兼职、挂名。苏南企业家政治资源多，风险小，但也因为找惯了“市长”，找“市场”的本领和意识就比温台企业家要弱一点。温台企业家有着极强的配置和组合资源的本领，几乎带有狂想色彩。1991年王均瑶胆大包“天”，成立包机公司，之后又迅速打入乳品家国营商店，之后又进军三峡，盘活几家涪陵的国有企业；徐文荣在小山村建世界磁都，建影视城，建大学，硬是闯出了“横店”的金字招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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