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ard Roland（2000），Roman Frydman（1996）认为公共企业缺乏效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允许低效益的企业依赖政府资助，导致预算软约束。政府不可能让大型国有企业面临破产，因此由资本市场和财务困难产生的对国有企业的威胁的约束比对私有企业的要小的多，预算软约束是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一个主要根源。

    3. 国有产权改革与私有化发生的现实性

    Roland（2001）认为改革面临两种类型的政治约束。一种是可能性约束，叫作事前政治约束，这种约束可能遏制政策的制定并且使改革不被接受。另一种政治约束叫做事后约束，在改革实施且成果已可观察后，对改革的强烈反对以及政策逆转与此有关。如果没有不确定性和逆转成本的存在，事前和事后约束实际上是相同的。

    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即使某些改革实施后能使多数人得益，在制定前也会被很多人反对。因此，对改革路径中的不确定性的解决能够改变多数人对改革的态度，使其支持或反对改革。逆转成本增加改革实施的难度，因为人们认为改革制定后再阻止的代价是相当大的。

    不确定性和逆转成本经常同时作用，尤其是当改革结局存在总体不确定性时。总体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改革项目的经济效果也有不确定性，当总体不确定性很重要时，高额的逆转成本使得人们更愿意接受那种显示可以带来巨大收入并且难以逆转的改革。

    Roland（2001）认为解除政治约束从而使得改革能够得以实施，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补偿改革受损者，二是进行部分改革以减少反对，三是建立可信的补偿承诺，四是等待现状的恶化以使得改革更具吸引力。Zsuzsanna Fluck，KoseJohn，S.Abraham Ravid（1999）研究了政治约束下的转型市场经济中私有化机制的设计问题，解释了实践中私有化机制以及经常使用的私下协商这种次优的私有化机制的多样性。不同国家私有化机制的选择是建立在政治约束的基础上的，有时为了满足政治上的可行性甚至以牺牲经济原则为代价。他们在模型中指出，如果私有化代理者能够自觉将目标定为合理地提高企业价值，那么在提高公共收入方面，私有化的拍卖方式与私下协商方式都能取得成功，然而，如果政治约束扭曲了代理者的动机，那么一种机制就优于另一种机制。

    4. 国有产权改革与私有化绩效的影响因素

    4.1 市场经济支持性制度

    迅速私有化将原来计划体制完全破坏而重新建立全新的市场经济，但迅速私有化并没有自动使得企业治理结构改善和原国有资产的有效重组。人们开始强调市场经济支持性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制度变革的长期性，认为分权、激励、竞争、良好的司法和会计制度等比私有化更重要，并分析了不确定性、利益集团、政府、改革秩序与步骤对制度变迁的影响。Roland 认为私有化需要有良好的司法制度、信息披露和会计、税收制度以维护公平和开放的市场体系。

    AaronTornell（1999）认为仅仅将国有企业产权简单地转变为私人所有并不能自动取得更高的效率，必须使私有化过程私有化，也就是创造出市场运行的支持性体系，使改革能够自我维护。为了使私有化能真正促进效率的提高必须实施三种改革：首先，在企业内部建立统一的控制权；其次，使得私有化企业预算约束硬化；第三，建立一种没有腐败的司法体系和透明的破产程序。只有当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才能保证私有化能够促进效率的提高。否则，就只能是私人犯罪组织（例如有攫取财政转移能力的私人集团）取代政府官僚机构，这些私人组织可能比他们取代的官僚机构更贪婪，他们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总体效率并且进一步阻碍了竞争性私人部门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