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过渡期。不论是关税同盟还是自由贸易区，若不是立即成立，而是经过一段期间逐步完成，则应在合理期限内完成。GATT第二十四条第5项第（C）款规定，签订任何“过渡性协议”（an interim agreement，即最终将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协议），应将形成关税同盟及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及计划包括在内，其时间应不超过合理的长度。《关于解释<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的谅解》规定，只有在例外情形下（exceptional cases）下，“合理时间”才可超过十年；倘若过渡性协议缔约国的WTO成员认为十年并不足够时，则其应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出其需要较长期间的充分理由。
（5）协议结果。GATT第二十四条第5项第（A）款规定，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对非区内成员的关税或其它贸易限制在整体上不得高于未成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前之关税或其它贸易限制。
（6）审查程序。GATT第二十四条第7项规定，WTO会员欲签署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及过渡协议时，应立即通知货物贸易理事会，并由货物贸易理事会交由区域贸易协议委员会进行审查，并提出报告，送交货物贸易理事会采纳。
（7）对受影响的区外成员的补偿。GATT第二十四条第6项规定，在符合第二十四条第5项（A）款前提下，若成员方为成立关税同盟而必须提高关税，而此项提高并不符合GATT第二条（减让表）规定的，则必须适用GATT第二十八的条所规定的“调整关税时对受影响国家的补偿”。《关于解释<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的谅解》第五项规定的补偿形式为：调低其它关税类别的关税。如果不被接受，双方应继续谈判；若在合理期间仍无法达成协议，关税同盟有必要进行修改或撤回其减让。
由此我们得知，相对于内部成员来说，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对其他WTO成员实行贸易歧视。但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成员之间取消贸易壁垒毕竟是朝着完全的贸易自由化迈进。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知识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及世贸组织所推行的贸易自由化最终会使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这也决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最终实现经济全球化。但人类几千年以来就存在的政治、文化、宗教、民族等方面的差异性和资源禀赋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都不是旦夕之间就能消除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必经的发展阶段，是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台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显著特点是对内自由对外保护。因此对于区域经济集团来说，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是一对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体。但应当注意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世贸组织第24款允许区域贸易协定作为一个特例存在，条件是它在促进区域内贸易流动的同时不得提高对外部世界的壁垒，即区域贸易协定应该补充而不是威胁多边贸易体系。也就是世贸组织允许在坚持非歧视原则的同时，允许区域贸易协定的存在。世贸组织对贸易协定的认同为区域贸易协定的扩展提供了极大的制度空间。同时由于世贸组织无法满足一部分国家在开放贸易方面的需求，从而导致一些国家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因为他们在多边谈判中无法达成的协议却在双边或诸边谈判中取得成功，许多贸易自由化措施都是首先在区域一体化内部实现的。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殊途同归
四、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构想
（一）模式选择
区域一体化协议（RIAs）根据一体化程度可能会有几种形式：在自由贸易区中（FTA）中，成员国之间消除了贸易限制，但各成员均对区外成员保持各自的关税结构；关税同盟是具有共同对外贸易政策的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是一种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关税同盟；经济同盟则是一种成员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经济政策的共同市场；而货币同盟是采用统一货币的共同市场或经济同盟。就目前，在WTO协议中，GATT第24条规定了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例外，
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关税事务进行合作的地区经济组织，两者的区别在于关税合作的范围与程度有所不同。关税同盟是一些彼此之间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实行共同关税壁垒的财政合作形式。在关税同盟下，某一成员国对来自其他成员国的进口商品，减征或免征进口关税，而对来自非成员国的进口商品按共同制定的统一对外税率征收进口关税。在自由贸易区下，各成员国相互减征或免征进口关税，但对非成员国的商品则分别按各自规定的税率征税，各成员国没有共同的外贸政策，各自按本国的具体情况决定本国对非成员国的贸易政策与关税税率。显然，相比之下，关税同盟成员国对整个组织所承担的义务和所受的约束范围比自由贸易区要大。
因此，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显然建立自由贸易区比较切合实际，也更易行。应该采取有层次分步奏的方式，逐步过渡到高层次的一体化水平上。首先建立类似于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即CEPA（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 Arrangement），使两岸四地彼此之间消除贸易壁垒，之后随着彼此间经济联系的不断增强和“一国两制”不断深化，四方的关系可以升级为关税同盟，最终发展为完全的经济共同体（Complete Economic Integration）。
（二）制度安排
两岸四方的经济联系、要素流动日益密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日益深层次的经济融合并没有产生两岸四方间重大的协定和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而且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一直是在台湾当局各种政策限制和阻力下实现的。
换言之，如无政治障碍，两岸四方现实的经济一体化将会发展到更高层次。尤其是对内地和台湾来说，其一体化的特点在于它是绕过政治障碍“自然”形成的。其隐含的意义之一就是，当政治壁垒拆除工作迈出一小步，由于经济关联的相互作用而引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将迈出一大步。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得出，两岸四方经济一体化是两岸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受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随着两岸经济一体化的深化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和格局的变动，两岸四方自发形成的经济融合正在呼唤两岸高层次的制度安排，以为其持续深化发展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对两岸四方都是挑战和压力，两岸四方应意识到强化业已形成的利益共同体的紧迫性。因而，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动两岸四方经济一体化，制定适当的制度安排，是两岸四方最现实的选择。
制度安排是四方经济向高层次多方位融合的关键。两岸四方的经济联系、要素流动日益密切，但其经济合作内容主要是外向型的产业，其结构和布局特点是港澳台地区的生产化解和资金、技术等要素通过不断转移的方式扩散到华南地区，在两岸四地之间形成了一个世界上出口量最高的制造业加工基地。但由于缺乏政府间的正式安排和高层协调，其合作性不稳定，难以全面发挥区域合作的竞争优势，影响到四地高层次运作和进一步的经济融合。如何进一步深化两岸四地间已具雏形的产业互补和分工体系，使更多的经济资源纳入到区域合作中来，加快区域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生产、服务、创新为一体的经济整合，制度安排成为其中的关键。
参考文献：
1、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法律出版社，1999.1。
2、黄东黎《国际贸易法经济理论法律案例》，法律出版社2003.8。
3、王冬英“加快我国区域经济合作步伐构建中华自由贸易区”，理论导刊2004.5。
4、王亚飞“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