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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方法在西方管理会计研究中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从技术性的层面上对管理会计中实证研究的方法结构进行了中肯的分析（王光远和贺颖奇，1997）。近几年来，我国也出现了理论研究者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企业成功的管理会计案例进行归纳和理论总结的实例。实证研究方法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目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管理会计研究中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采用还只是处在一个相当稚嫩的阶段。为了更好地利用实证研究方法来促使管理会计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一个更基础的角度而非纯技术性的角度对实证研究方法本身进行更全面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对实证研究方法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的运用现状进行总体性的评价。
一、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审视
所有的实证研究方法都包括了对某一组织的成员（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不同层次的观察、乃至参与他们的活动等手段。在实证研究方法的发展史中，曾经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之间最关键的分界点就是看一看实证研究者是试图从一个“客观的”局外人的身份来理解一个组织（即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还是从一个局内人的角度通过直接参与一个组织的活动而达到理解这个组织的目的（即人种分类学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对实证研究方法应如何认识这个问题上曾前后出现了3个典型的流派。
最早对实证研究方法形成系统认识流派为芝加哥社会学派。其主要特点是，在实证研究中主张对组织中的成员的行为进行直接的观察，在相互接触中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并且只为获得第一手资料才直接参与组织成员的活动。这便是该学派所提倡的实证研究中的调查三阶段论（Bulmer，1984），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该学派在实证研究中也要与组织中的成员相互接触，但研究者应使自己的角色公开化，通知组织中的成员自己正在进行一项研究，尽量不和组织中的成员那样产生情感方面的纠葛，以避免对正在研究的环境产生影响。
上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个存在主义学派（Extential Sociology）。该学派从理论上支持调查性参与的观念，认为调查性参与的基本要点就是应该认识到组织中成员的行为和活动至少会表现出两重性，即有些活动和行为是做给外人看的，而另一些活动和行为只有组织里的内部成员才有可能看到（Gofmman，
1959）。词语“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就是针对前一种现象而被创造出来。该学派强调调查性参与的观念，旨在鼓励研究人员脱去所谓的客观性和超然性的外衣，努力使自已成为组织中的内部成员。该学派鼓励研究人员与组织中的成员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获取真实信息和利用组织中的成员的主观经验。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对一个组织作出更深入的洞察。西方许多人种分类学家持更为极端的观点。人种分类学家默罕和伍德就认为，在实证研究中，研究人员应彻底放弃对他们以前的世界所保持的任何联系，以便使自己能够深深地专注于某一组织，从而能够对这个组织做出更好的研究（Mehmmdwood，1975）。实证研究人员应彻底变成组织中的成员，从而使自己能够完全沉醉于研究之中。他们的观点在西方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1987年，在一部《实证研究中的成员角色》的著作中，社会学家埃德勒明确抛弃了芝加哥学派所提倡的观点，同时对存在主义社会学派和极端的人种分类学家的观点进行了“集成”，提出应该按照实证研究人员的参与程度或者说按照实证研究人员所承担的成员角色的深入程度来对实证研究方法进行划分，形成了“三分论”的观点（Adler，1987）。
埃德勒认为，实证研究人员只有承担某种类型的成员角色，才能获得真实可靠的观察结果。于是他将实证研究者在某一组织中所能承担的角色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表面性的成员角色、积极性的成员角色和完全性的成员角色。
在第一种成员角色下，实证研究人员可以从一个内部人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并且可以参与组织的各项社会活动，但却不承担组织领导的角色或者不参与组织的核心活动。在这种角色下，如果实证研究人员不愿意参加某一类组织活动，则可以对自己的参与程度进行自我限制。
在积极性的成员角色的情况之下，实证研究者在组织中将承担一个更加中心的角色，可以同事或合作伙伴的身份参与组织的核心活动，与组织中更高层次的人员相接触，从而将会比在只承担表面性的角色的情况下获得更高水平的信赖和接受程度，进而才有可能与一些潜在的和关键性的信息提供者建立联系，并
对正在研究的人员和环境有更深入的理解。
在三种成员角色中，完全性的成员角色是三种角色中形式最强的一种，研究者将完全被同化，从而在所有的方面以一种完全平等的地位成为组织中地地道道的一位成员。
二、对实证研究方法在管理会计中运用现状的评价
笔者认为，既然管理会计是为各类组织内部的各类决策、规划与控制，以及业绩评价等活动提供信息支持，则要对某种管理会计方法在组织中的应用进行实证研究，研究人员就必须深入于组织体系之中，以一名内部人的角度进行观察、体验、记录和分析。唯如此，得出的研究结论才可能更加符合实际。而且，管理会计方法越是复杂，在组织内部涉及的利害关系人越多，就越需要实证研究人员做出更深程度的参与。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在组织中的行为和活动最好能够做到埃德勒“三分论”中表面性成员角色的地步，如果能够进一步达到积极性成员角色的境界无疑就更理想了。
在实证研究方法开始在管理会计领域兴起的这十几年里，西方主要的管理会计杂志发表的实证研究文章几乎都是按照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传统而进行的。换言之，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管理会计领域的实证研究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一种公开研究者的身份，抱着对某一组织进行客观研究的目的而从事各种研究活动。
为什么西方管理会计研究中所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范围上至今还不能超脱于芝加哥社会学派以外呢？原因可能有两条：首先，管理会计领域对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仍然处于“婴儿期”的阶段，许多研究者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对此方法也正在处于边干边学的阶段；其次，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之外，大多数的管理会计学者在学校里所受的方法论教育仍然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传统，故此，常常将逻辑经验世界的观点带入他们的实证研究之中。不过，管理会计研究者们毕竟己经开始采用各种方法搜集数据，对管理会计方法在组织中的运用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可以预言，在管理会计领域，按照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观点所提出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现象仍将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因此，对研究的结论是否能与实际情况相吻合的问题应持必要的谨慎态度。在此问题上曾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实例，美国会计学家福兰克等人曾从事过一项实证研究，在收集数据之前曾在6个月内在一个组织中花费了近20天的时间，以便对该组织进行一项客观性的研究。他们要调查的问题是，该组织的业绩评价系统所提供的信息是否能够对处于适时生产系统的工人进行正确的业绩评价。为理解该组织的文化、工艺流程和生产线等方面的情况，福兰克等人对该组织的经营活动进行了直接观察，并与许多公司职员有所接触。在最初的3个月里，福兰克等人得出了一个清晰的印象，即该组织正在采用新的管理会计方法对该组织中的工人进行业绩考评。于是，福兰克等人构造了一个模型，试图把客观的业绩评价和主观的行为因素都联结到用以对工人进行业绩评价的方法之中。
又过了几个月，福兰克等人搜集了该组织的业绩评价方面的档案资料，并从数百名经理与制造工人那里获取了一些调查信息。结果，当福兰克等人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时，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发现最初形成的印象完全不正确。一些经理人员曾经告诉他们的所谓重要事情纯粹建立在一种社会期望的基础之上，换言之，这些经理人员告诉福兰克等人的事情只是他们认为都是福兰克等人所想听到的事情（youngandselto，1993）。
这再次表明，在对一个组织的观察中保持某种客观超然的态度虽然能够有助于实证研究人员获得信息和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但却常常因为他们是局外人而受到蒙蔽。因此，当实证研究者在一个组织中停留的时间不能太长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对研究中所获得的信息的质量给予特别的关注。稍有不慎，实证研究者们就可能得出某些不切实际的结论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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