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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美曾不止一次地在贸易问题上迎头相撞。背后有政治玄机，前景是互争互利。
人民币汇率争端尚未平息，美国又开始向中国输美的纺织品、彩电、钢管、家具等产品下手，贸易摩擦升级。布什出于明年总统选举，有可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中国由于过于依赖对美贸易，可能会受伤，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去的20多年中，中美双边贸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建交时的23亿美元增加到今天的1470亿美元（美方统计数字）。但其间两国曾多次濒临“贸易战”的边缘。
1983年1月，中美谈判未能就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的限制措施。中国政府回应强硬，包括停止批准自美国进口棉花、大豆、化纤的新合同，并削减从美国进口小麦、大豆等主要农产品。这场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国纺织业与农业利益的冲突，美国纺织业力主限制中国输美纺织品的数量。最后，在农业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缓和了立场，并最终解决争端。但是，中国仍然减少了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的数量。有趣的是，美国政府同时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的限制，以弥补农产品贸易减少的损失。
进入90年代以后，中美围绕最惠国待遇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经贸冲突。老布什政府以及后来的克林顿政府，为了“保住”对华最惠国待遇这一两国关系的根基，不惜在其他经济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满足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这些问题包括中国劳改产品的出口、市场准入、纺织品转运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问题。中国给予美方以一定的“理解”或“配合”，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劳改产品出口、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双边谅解备忘录。在谈判过程中，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美国两次威胁制裁，公布了高达10亿美元的制裁清单。中方也不示弱，同样公布了等额的反制裁清单。中国的反制裁行动起到了良好的反制作用，美国国内反对两国“贸易战”的利益集团出来“说项”、“灭火”。沸沸扬扬的“贸易战”最终因两国及时达成协议而“熄火”。
2002年，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策略地抵制了美国对钢铁业的保护措施，令美国当局对中国刮目相看。该年4月，小布什政府发动了“201”条款的临时“保障”措施，对来自欧盟、日本和中国等国的钢铁征收临时性的附加关税。中国与同是“受害者”的欧盟等各方积极协调立场，一纸诉状把美国告上了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WTO最终裁定美国的做法违反自由贸易的有关规定，限期其撤销决定。当时，中国的果断做法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颇为“吃惊”，认为中国行为“过分”，没有给美国“面子”。
为什么美国频繁发动贸易摩擦？
美国不断挑起贸易摩擦，主因有两个：一是美国经济超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有实力采取“单边主义”，制造贸易摩擦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二是美国国内法鼓励利益集团参与对外贸易决策过程，不同利益集团有权要求政府采取各种保护措施，包括对国外所谓“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调查，直至启动制裁程序。美国每四年一次的大选为利益集团干扰对外经贸政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美国大选年前后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易发期和高发期。
美国经济的状况影响贸易摩擦的方向。当美国经济景气时，采取的贸易制裁或威胁制裁相对较少。如克林顿当政的8年中，美国经济连续100多个月的成长，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克林顿排除反对势力，完成了中国“入世”的双边谈判，并给予了中国永久性的“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但是，2001年迄今，美国经济始终处于景气“衰退期”，政府承受的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要求保护，布什对华经贸政策中明显注入了摩擦和冲突的色彩。
中美政治和安全关系的大方向直接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政策。其中的规律是，中美战略关系影响政治关系，政治关系又影响经贸关系。80年代，中美处于对抗苏联的“准盟友”之间的所谓“蜜月”期，经贸问题即使有冲突也显得容易调整。比如，1983年发生了激烈的贸易冲突，但是却迎来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大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贸易摩擦骤然增多，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冷战的结束使中国丧失了可以利用的“战略价值”。
中美贸易的形势也有直接的影响。80年代中美双边贸易还很小，中国的进口并不对美国国内产业构成太大威胁；但是，90年代双边贸易飞速发展，美国国内一些产业感受的冲击大大增强。特别是，美国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引起了劳工界和劳工密集型产业的恐慌。尽管许多产业并不与中国进口产品直接竞争，但是，它们仍然对中国产品抱有高度的怀疑和敌意。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不断扩大正好成为它们攻击美国海外投资的最佳口实。1998年以来，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按照美国的统计数字，美国对华逆差2002年超过1000亿美元。对华逆差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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