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速城市化——经济战略的转移
在经历了百年痛苦的改良实验之后，中国自由小农经济走到了其2400年历史的尽头。中国现有5亿农业劳力、9亿农村人口，仅照顾20亿亩耕地，年均生产5亿吨粮食。依现有的技术条件，20亿亩地不需要9亿人，至多需要1亿人，甚至仅需要2千万农业劳动力。可以说，有9亿乡下人的社会不可能是富裕社会；有9亿乡下人的经济不可能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分成9亿乡下人和4亿城里人的国家不可能拥有坚强的社会统一。
几乎每个今天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70％的人过农牧业生活的时代。但在同一发展阶段，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拥有我国这么强大的工商业基础设施、垂直有效的中央政府、义务教育普及程度、惊人的“过剩”工业生产能力，以及亿万农民工空前的城市化冲动。只要注意到每年春运期间在铁路上盲动的上亿农民工，就知道我们国家欠了多少“城市账”。
开疆拓土、建立庞大“乡土中国”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历史使命：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计划、最辉煌壮丽的城市化运动，注定属于中华民族。
自1950年以来，中国痛苦地孕育城市化已经半个世纪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市场化不过是中国经济腾飞前的牛刀小试。对中国而言，21世纪上半叶是个新时代的开端，一个“城市中国”将从“乡村中国”中破茧而出，一跃成为全世界工业、金融、教育、文化的中心。
中国全局性的城市化可说才刚刚起步。中国有70％均人生活在乡村，除开1亿必要的农村人口，尚有8亿人等待进入城市。这8亿人，加上以后30年里将要增加均2亿人，是未来“城市中国”的主体。如果仅仅把农民看成救济、启蒙、甚至限制的对象，不可能发掘中国农民伟大的创造力。看不起农民，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排斥农民，中国的建设事业也不可能成功。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力军，是城市化的主力军，是建设的主力军，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动机。
作为人多地大自然资源有限的中国，对内开放比对外开放重要得多，潜力也大得多的多。睡狮已经醒了。把农民组织起来，解放我国农民的创造力，就是扩大内需，就是让千万头狮子张牙舞爪，奔向全中国，全世界，成为森林之王。依赖城里人的经济和依赖乡下人造城和进城的经齐，思路大不相同。后者以城市化为中心，标志着我国经济战略的新阶段。
作者建议：把加速城市化规定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核心战略，30年不变。这个战略可以分解成四个主要方面：
（1）主要动力：以组织起来的农民为主力军，以拆除沮碍农民造城和进城的行政障碍为主要手段，给农民造喊和进城的自由。
（2）领导中枢：以中央和省政府的宏观政策、财政能力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务求激发城市间争夺人口的激烈竞争。
（3）后勤保障：提前做好严格的城建规划和法规，特别是严密的水源论证，以先进的规划和严密的法律建设全新的、先进的城市。
（4）基本途径：以建大型新城为主攻方向，并让扩建旧城和发展中小城市两翼齐飞。
（5）战略目标：30年后，我国15亿人中有5亿生活在新的大都会，5亿生活在扩建了的已有的大都会，4亿生活在中小城市，1亿生活在乡村。
二、城市化——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无数因素里，人是第一位的。对于“人”，地球上的资源是无限的。这是个常识，是令中国人鼓舞的常识。国家的大小是按人口来计算的，这也是常识。中国的祖先们给后代留下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说国家大小按人口计算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这些国家的“人”，具有同等水平的生产能力。我国2002年的人均GDP 大约是1万元人民币。在这个墓础上翻5番就是32万元。如果我国的高速城市化导致10％的平均增长率，37年就能翻5番，达到32万元。按现行兑换率，32万元人民币约为4万美元，实际购买力约为10万美元。2002年，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 大约4万美元。若平均增长率为3％，人均达到10万美元也需要37年。由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人口的5倍，则37年后美国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经济总量的1／5.其实，30午后，我国人均GDP 只要达到美国的1／4就足够好了。
人均GDP 相同并不代表实际生活水平相同，更不代表科技水平相同。4万美元上下的GDP是今天发达国家的标志。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GDP 水平都相差不远，表示大体相当的生产和消费水平。
中国的“乡下人”有能力每年创造4万美元的人均GDP 吗？西方那些每年能创造4万美元的一般工作岗位是中国多数城市劳动者都能胜任的。若经过简单的培训，则中国多数乡下人也能胜任，如同日本人、香港人、新加坡人一样能胜任。实际上，中国那些不大识字的农民偷渡客在纽约开餐馆，比美国人的平均收入高得多。
中国的“乡下人”是世界上素质较高的一批人，聪明、勤奋、能写、会算，而且无所畏惧。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海关、关税、军队、身份证、警察、移民局，哪一种不曾被中国的乡下人给“废”过？当乡下的安徽人还在为“农民负担”拼命，安徽某县的农民却团结起来卖掉了中关村80％的电脑主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消费品出口国，中国出口的消费品，一多半是中国“乡下人”生产的。中国拥有举世无双的仿冒工业品、盗版软件和音像制品市场，其绝大多数是由农民制造和销售。早在1950年，中国的农民就在朝鲜半岛告诉过美国人，一旦组织起来了，无论美国拥有多么先进的军事机器，他们打不赢中国的农民。
中国农民当然有缺陷，比如不尊重秩序，不懂得守纪律，工作不够仔细认真。那是小农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必然结果。然而，比起他们丰富的创造力、想象力、勇敢和勤劳，这些是小问题，而且是经过简单的城市培训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对于4万美元的工作岗位而言，中国人创收能力的差别只有一种，就是“城里人”和“乡下人”之分。在乡下起猪圈是淘大粪，但一年下来只能收入100元。在城里同样是淘大粪，一年却能挣1万块。所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希望在于城市化，在于把中国90％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入城市。
本文非广论城市化会给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国际政治等方面带来何等的优势。本文侧重的问题是：怎样释放农民进城和造城的压力，变压力为动力？
世界上主要有四种可资中国借鉴的城市化模式：（1）欧洲模式，通过漫长的工业化逐渐减少小农，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2）拉美模式，通过大庄园的土地集中把农民变成城市贫民；（3）日本模式，通过长期的对外战争把农民变成士兵，然后成为工人；（4）美国模式，通过城市自治和先进的城市规划，给城市扩张的自由，迅速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制造城市经济效应。
美国模式可能是最适合中国的。但中国与美国又不同，中国城市化的条件比美国城市化时期的条件强得多。美国建城之时既缺少资本，也缺少技术，特别是缺少人力，甚至要靠解放完全没受过教育的黑奴来支撑城市化，可以说是空手建城。中国的最大优势是人口众多，而且与美国一样国土辽阔；最大的缺陷是中国农民非常散漫，很难组织。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依赖基层政权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出一条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