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近来“规划城市化”的潮流大涨，本文唱一点反调。我不是反对“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命题，而是不能同意以为政府已经掌握了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就有能耐通过“规划”城市化来促进经济增长。

　　规划困境

　　的确，“城市”--人口和各种资源在空间上的积聚和集中--的形成，从来是非常“主观”的事情。问题是，城市是数之不尽的“主观”在竞争中“凑”到一起的结果。挥舞权杖，划乡为“城”是可能的。但是其他因素来不来“凑”，最后可以“凑”到什么程度，向来由不得政府一家。粮食能不能集中，水怎么样，买卖是否汇聚，交易会不会红火，“人气”如何……，琐碎的事情无数。一个城市最后在哪里扎根，究竟能不能“坐大”，要在琐碎中定乾坤。官家下令“造城”，倘若民间不“买单”，造一座空城没有什么意思吧？

　　比较可以肯定的，作为商业中心的城镇，向来是自由市场的产物。关于希腊“城帮经济”，史家和理论家一致结论，那是“自由民”的杰作。后来的伦敦、纽约和老上海，离开自由市场不可想象。我国明清年间的四大名镇，又有哪一个是靠父母官“规划”而成的？

　　道理在于，组成城市的各种要素，一旦集中到甲地，就不得不放弃流向乙地。要比较每一种要素流向何地对它的主人为优，“琐碎信息”无数，需要靠“分权、自由流动、自主交换”的体制才处理得了。“中央计划”当局以为用一个“主观”代替无数相关的“主观”来做决定，可以更理性、更科学、更伟大。可惜试验的结果，到处一败涂地。你有没有看见，为了料理那个曾经辉煌的“中央计划工业化”的后事，人们多么辛苦！如果连规划产业那样的简单功课都没有做好，要“规划”城市化，岂非痴人说梦？

　　城镇化、更危险

　　比较起来，“城镇化”可能比“城市化”还要危险。道理在于，乡镇是整个国家政权金字塔的底部，代表正规的国家机器直接面对农民。这一行政层次，官员的收入水平低、升迁的机会少，本来就内生着种种升级无门的“紧张”。现在“城镇化”大张旗鼓，还不是要把这种紧张大大释放一把？三数年前，有人“规划”全国将出现5万个小城镇，每镇吸纳2000个农民就业，就是1亿之众。数字何其诱人！只是我们不妨检验一下：几年来全国小城镇究竟实际容纳了多少农民？又“开发”了多少农地？增加了多少干部人数、机构连同他们的“花费”？

　　这不是说“小城镇”就一定没有戏文可唱。如同“城市”一样，镇同样可以积聚、集中经济资源。问题在于，政府同样没有足够的信息处理能力，来“规划”什么“城镇化”。哪里可以兴镇，哪里只能勉强为之，哪里干脆搞不成，是高深莫测的学问。靠“国土制”加“行政升等”来刺激，“城镇化”吸纳农民劳动力的“预期”没有实现之前，土地滥占、官僚膨胀、乡镇债务危机、农民负担等等就可能“升级”到不堪负荷的地步。“危险”一词，由此而来，应该不是危言耸听吧。

　　无论如何，城市化--城镇化也一样--是经济要素在空间积聚、集中过程的一个副产品。本文的重点，是指出不同的体制和动力机制将产生极其不同的城市化。愚见以为，在“行政规划和权力租金驱动”和“市场自由流动组合”之间作出取舍，比在“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之间作出选择重要得多。也许，提高我国未来城市化程度的最好办法，是把“城市化”或“城镇化”从政府未来发展大计中一笔勾掉。

　　公司兴城镇

　　在现存体制下，政府官员和专家们指点江山、规划城镇宏图，既可能束缚某些有潜力更大规模积聚经济要素的城镇的手脚，也可能为那些毫无希望充当中心的地方浪费土地、浪费投资大开绿灯。

　　事实上，近年城镇建设大有苗头的地方，都由公司充当先锋。市政投资公司、市政建设公司、房地产开发商、市场公司（就是公司制的市场）、以及高科技园区公司等等，风起云涌，不一而足。上海、深圳、大连、中山等地，成长起一批有摸有样的城市业务公司。到小城镇去看看吧，能够发达起来的，总有公司或公司群作为支撑。广东的容奇镇，离开科龙等一批乡镇明星公司，不可想象吧？浙江的横店镇，你说究竟是政府在办，还是横店集团在办呢？

　　问题是，目前大多数涉及城镇建设业务的公司，仍然是“半政府、半公司”的体制。所谓半政府，就是城镇建设业务，或由政府直接垄断，或高度受到政府管制。除了少数例外，各地城镇建设开发公司，基本都是政府控股，或者至少也是政府控制。如上文所述，征地求租、升级升等两大动力，就是经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向城镇开发业务的。

　　因此，有必要考虑在城镇开发市场上消除行政垄断的问题。就是说，政府要从城镇建设、开发的市场业务里退出。如是，那些半政府、半公司的城镇建设机构，就有望转变成仅仅受《公司法》调节的“全公司”了。这件事情并不麻烦：政府只要出售目前在市政相关公司的股权就可以了。反正城镇化的“旺地”，不怕没有人来买这些股权。无人光顾的地方呢？必定是积聚资源毫无希望之地，那还不如歇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