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发展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本文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道路的角度，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分析了如何从科学发展观出发，正确处理“五个统筹”中一系列重要矛盾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经济社会发展 小康社会 发展观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的提出，本身就体现了“全面”的含义，不仅要在经济总量上翻两番，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当发展目标确定以后，必须回答选择何种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并不是所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都能够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例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相当高，有些技术在世界领先，但它们的工业化最终是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结构受到严重扭曲，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全世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一百多个，但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并不占多数。我们说市场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条件，但市场化并不必然保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受阻或出现重大波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和复杂的，但很多主要是因为内部经济社会严重失衡，或者受到外部世界的过强冲击等。这些经验教训对我们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要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过程，以及本世纪中期实现建设中等发达国家目标的过程中，解决好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战略目标与新的发展观，有机地统一起来。下面从几个不同方面，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是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主线
对工业化水平，既要看到产值结构的变化，工业和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看到就业结构的变化，即大多数农业人口进入非农产业，留在农业中的就业者，工作和生活方式也要有根本性的改变。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标准，应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分享工业化带来的成果。也就是说，对工业化的理解上，一定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如果存在着较大比重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无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到何种水平，都不能说工业化取得了成功。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所固有的，但我国改革开放前所实行的城乡隔离制度、以农业积累支持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异常突出。1952~1978年期间，我国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份额由45.4%下降到20.4%，而同期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只由83.5%下降到73.8%，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只能继续滞留在农业部门，农村实际上被排除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之外。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增长仅为57.5％，相当于同期非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的一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隔离体制受到很大冲击，城乡之间要素交流的范围和规模日趋扩大。经过20多年的时间，已有近2亿农村劳动力通过不同方式解决了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的问题。农业发展和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使农民的收入和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从1978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倍，年均递增7.2%。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经历了一个缩小时期后又重新扩大。1978~1984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由2.37:1缩小到1.71:1(以农民收入为1，下同)。但此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呈逐步扩大趋势。199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扩大到2.54:1，超过了改革初期的差距。据粗略测算，若只考虑货币收入，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4:1。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5~6：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有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因素，但在城乡之间人员有可能流动的情况下，差距拉大则表明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体制障碍。
近年来，人们逐步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形成共识：就“三农”谈“三农”，解决问题的余地不大。必须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把“三农”问题作为整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非农产业和城市的发展，不仅要吸收城市人口的就业，更重要的是为农村人口提供就业机会。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很大程度上要体现到通过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使大多数农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其次，要在城乡之间建立通畅的要素流动渠道和平等竞争环境。我们讲“以人为本”，讲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首先应在城乡关系上体现出来。再次，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防止农民贫困化的加剧，使农民分享工业化的成果，而不是受到这个过程的伤害，把农民这一头“稳住”，始终是政府政策非常重要的着力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