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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力与资本、土地、技术等共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但是，相对于农村的劳动力需求而言，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负累。囤积起来的庞大的“劳动力蓄水池”，造成“３个人的饭５个人吃”的低效益局面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的“瓶颈”。在九届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中,政府首次把城镇化提高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将其称为城镇化战略。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的体制框架——市场经济体制，和主题内容——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内，城镇化在大多数农村只能是个远景目标，更现实些的、更具有操作性的战术应该是农村工业化发展形成产业化来为农村就地城镇化提供“依托”。
关键词：战略;战术；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业化;城镇化
一、庞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中国经济发展的负累
农村中的隐性失业被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论》中称为“劳动力蓄水池”，主要指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他指出：劳动力蓄水池是二元经济形成的结果和特征，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劳动力蓄水池发挥供给作用并逐渐被消耗掉。它的存在状态关系到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状态，如果城市的劳动力供给满足不了工业化的资本扩张所需要的劳动力需求，则将加快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步改善二元经济的结构。如在19世纪西欧主要国家在进行工业化时，工业人口要比城市人口的比例大。1856年法国只有10％的人口生活在两万人以上的城市中，而有20％的劳动力在制造业中工作；1870年德国这两个比率为12％和30％[1]，工业化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然而，从中国来看，尽管在1953年开始的工业化初期，城乡人口的比率分别为13．3％和86．7％[2]，城市人口同样比率很低，但由于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城市一直是实行严格的进入控制，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一直发展平稳，加之工业化发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的重化工业战略，制造业并没有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强大吸引力。同时，由于城市过快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使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十分丰富，城市劳动力增长的速度也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所以，建国后的工业化进程几乎没有对城镇化起到多大作用，根本无法像西欧发达国家那样在工业化进程中来顺理成章地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问题。中国目前依然是刘易斯所描述的典型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庞大的劳动力蓄水池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负累。从劳均产值来看，按“国际美元”（1979—1981年价）计算，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1994年生产的农产品产值仅422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1 080美元，日本为4 547美元，荷兰为44 339美元，美国为51 561美元；从劳均谷物产量来看，1998年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年均谷物生产量1 194公斤，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0％，日本的1／3、法国的1／39、美国的1／84、加拿大的1／111；从劳均肉类生产量来看，1998年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年均肉类生产量136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8％，法国的1／32、加拿大的1／51、美国的1／84；从劳均生产农产品养活人口数来看，目前，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年生产的农产品仅能养活3至4个人，1998年以色列为90人，2000年美国为128人[3]。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米国，但就人均产量而言，在同比单位情况下，中国仅为0．15％，泰国则跨过0．38％，我国农业的效率不到泰国的一半[4]。
那么，蓄水池里到到底有多少水呢？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算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基于刘易斯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的概念基础上的被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派认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法 ；另一是由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劳均耕地面积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上提出的被部分中国经济学家认定的劳动力合理负担耕地法。就两种方法的优劣比较而言，第一种方法计算比较复杂而且只能计算增量，但是比较精确一些；第二种方法虽然计算的数字不够精确，但是计算简单而且能够计算存量。两种方法都存在缺陷：第一种方法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这实际上是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这种方法会造成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多少，其结果就值得怀疑了。第二种方法存在的主要缺陷是，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它完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它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仅是考虑了地—劳的关系，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就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在实践中两种方法都有所采用。运用前一种方法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2000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7亿人[5]。采用后一种方法农业部课题组估算出我国1998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52亿人[6]。杨韵新估算2000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为1.42亿人[7]。 这样看来，保守地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以上，“3个人的饭5个人吃”。可见“蓄水池”里的水是够满的。
未来，随着农业集约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技术与管理水平从事农业生产，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会大幅度增加。我国现在和美、德、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发展阶段差不多，都是处于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在1000美元左右，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村劳动力份额约为25％左右。但是如果考虑到发达国家农村就业量在社会总就业量中的比重都低于10％，中国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将达到3～3．5亿人[8] 。
在党的十六大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间表是从现在起到建党100周年，大约不到20年的时间。为此，经济学家们相应地提出了许多建议：如“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就必须在加速提高工业产值占GDP份额的同时，加速城市化率的增长，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从现在的36∶64，转换为2020年的55∶45”[9]。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只有年均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即每年至少有1 2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才有望实现这一目标 ；再如“考虑到中国要在21世纪头20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伟大目标，与上世纪70年代美国水平相当，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美国70年代10％的水平，则将每年必须有1 8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8]。无论是1 200万还是1 800万，总之，“水满则溢”早已是共识。但问题是，“水”流向何方？由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度等道道“闸门”，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达到很大的规模，这股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规模形成的“洪水”一旦无所节制地溢出，泛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民工潮”带来城市交通的拥挤和治安的混乱，农民进城得不到预期必然要“违规”，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探索和脆弱的经济不可能承受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序地大量释放。所以，“泄洪”必须要做好“导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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