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在《手机》中确实看到了一些新鲜玩意儿。比如，这个题材就很抓人。手机是什么？手机是现代文明的成果，是科学技术的产物。可是因为这么个小东西，那个从河南农村里折腾出来的、很可能还是淳朴厚道的苦孩子却蜕化变质了。他后来变得满嘴瞎话，鸡飞蛋打，这不都是手机惹的祸？电影想要告诉我们的无非就是这些。而既然手机已成为万恶之源，影片也就吹响了批判手机的号角。又因为手机与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所以批判手机就是批判现代文明对人的扭曲，就是批判技术理性。您瞧，这是一个多么隆重的主题，当年的马克思批判过异化，当年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也批判过工具理性，如此这般之后，冯小刚的贺岁片一下子靠在了一个伟大的人文传统中，这不单单是提升了影片的文化档次，而且简直是让冯氏贺岁片拥有了一种哲学内涵。
但是我想，冯、刘二人光顾玩深沉，却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古代的陈世美撒过谎，美国的克林顿也撒过谎，好像他们都不是因为手机，而是因为他们人格上的缺陷。当今那些如火如荼的婚外恋除了人格方面的原因外，似乎还可以这样解释：由于官员的腐败（在报道的腐败的官员中我们总能发现他们除了老婆之外还有情人，而且不止一个两个）和演艺界的混乱，上行下效变得在所难免。在这场全民运动中，社会的道德观念松动了，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成了一种常态，一夫一妻制反而有了变态的霉味。手机加快了谎言的传播频率和速度，也给严守一和伍月们提供了制造风流韵事的方便，这肯定没错，但手机绝不是男女变坏的主谋，充其量它只能算其中的一个帮凶。
然而，在《手机》中，冯小刚却放跑了真凶，拿了个手机当替罪羊，他让严守一把手机扔到了祭奠他奶奶的花圈堆里，又让他患上了恐“机”症，变成了个厌“机”主义者。说实在话，看到此处，我一方面可惜那只手机，一方面看得哈哈大笑。如果说影片还有点喜剧效果的话，我想也就是这一处了。按照导演的这种逻辑，严守一应该把他那辆车也一并烧掉，因为那也是“作案”的工具之一。但遗憾的是我在电影里没看到，可能这是下一个贺岁片里的情节吧。
另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是影片里有了农村，这又成了提升冯氏贺岁片人文品味的重要维度。众所周知，以前冯小刚只敢让他的主人公憋在城里，这都是让王朔的思路给害的。这回有了刘震云，一下子就把主人公的根扎到了河南。一旦主人公有了农村背景，他的形象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以往的主人公往往是刀子嘴豆腐心——说话虽然贫点痞点损点，但心眼儿不坏，那点善根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导演拿捏观众的一个法宝。但是，严守一的主要活动空间虽然也是在城里，却与他的前身（刘元、尤优等）断绝了血缘关系。他口是心非，拈花惹草，灵魂麻木，道德败坏，仿佛感染了全部的城市病毒，又仿佛成了城市垃圾的回收站；那些在普通大众眼中不文明、不道德、不健康的东西，那些只有城里人才有的屎盆子，全部扣在了严守一的头上。果然，依靠刘震云这一膀子，冯小刚确实造出了一个崭新的人物。
为什么冯小刚要造出这么个东西呢？简单地说，就是要往那里面塞进他所理解的那点人文关怀。为什么严守一会成为这么个主儿呢？再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他来自农村。实际上，《手机》中除了讲了一个因为手机变坏的故事之外，还隐含着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农村人进城之后学坏变坏的故事。囿于影片的长度，编导省略或淡化了这个故事的叙述程序，却又不断地用返乡（比如严守一两次回家）和进城（吕桂花的女儿进城）的叙述策略提醒人们注意主人公与农村的关系。而严守一他奶——那个农村的小脚或大脚老太太，俨然又成了道德良心的守护神。她老人家伫立在五千年农业文明培育出来的中原大地上，不断地以古老的方式（比如捎红枣，带口信）为她那个走上邪路的孙子施法驱邪，让她那个魂不附体的浪荡子魂兮归来。这一招果然有效，严守一终于在他奶奶的灵堂前烧掉了手机，然后开着汽车回去反省去了。费老曾经念过“还是农业社会好”之类的经，我不知道严守一不再使用手机之后是不是就能返回农业社会，但他那种假模假式的举动却制造了一种隐喻效果：因为城市的现代文明，严守一堕落了；因为农村的传统美德，他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救赎。在农业社会的道德清算面前，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显得很没面子，或者起码它们打了一个平手。无论这种招子多么陈腐和虚假，冯小刚要的就是这种道德煽情，因为只有把这种情煽起来，才能让他获得人文精神的高峰体验，过一回人文关怀的瘾。
不说这种“精神”与“关怀”多么廉价，也不说治病救人的药方开得多么好笑，单说冯氏贺岁片增加了这么一维之后，它的价值观念立刻就乱了。冯小刚一方面把河南农村当成拯救现代人灵魂的风水宝地，一方面又用“城里人”的眼光把河南人打量成不折不扣的“乡下人”——他们耍心眼，东施效颦，实在得近于愚蠢。黑砖头打手机，沈雪坐在火车上说的那个段子，吕桂花的闺女报考戏剧学院的表演，这都是影片“出彩”的地方，但是这些彩出得实在是莫名其妙，它除了让城里的观众在低俗之笑中重新体验了一回“城里人”的优越之外，剩下的就是对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那点人文关怀的解构了。冯小刚说，他是一个“市民导演”，10这话没错，但是在这部影片中，我却看出了这个“市民导演”前面那个“小”字。当他的主人公被圈在城里头瞎转悠时，他是一个“市民导演”，这时候他的价值尺度还不至于分裂；一旦让他的主人公出了城门，他就有点找不着北了。面对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他有点晕，他想拜倒在乡下人的传统美德面前（这是刘震云给他下的套子），但实在又不甘心，结果一不留神，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往根儿上说，出现这种局面，实际上是冯、刘二人的价值观念打架的结果。刘震云把中国80％的乡土文学作家所琢磨过的那点东西搬到了《手机》中，想提升这部影片的文化品味，冯小刚却时不时地用他原来的套路去败坏它一下。一个往上抬，一个向下压，心往一处想，劲却叉了道，结果，这部贺岁片也就只能长出一付不伦不类的面孔。而冯小刚一旦游离了他原来的语境，他反而失去了他已经建立起来的那种诚实。这种虚头晃脑的东西一多，冯氏贺岁片没准儿也就真的像崔永元说的那样，离寿终正寝的日子不远了。
注释:
1《刘震云新作〈手机〉研讨会实录》，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74066519_shouji/1.shtml
2《刘震云：年过四十玩〈手机〉》，http://www.csonline.com.cn 2003年11月25日
3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7页。
4 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高骏千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5《冯小刚刘震云新浪访谈》，http://ent.sina.com.cn 2003年12月9日。
6 同上。
7《刘震云新作〈手机〉研讨会实录》，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74066519_shouji/1.shtml
8 Theodor W. Adorno, Notes to Literature, Volume One, trans. Shierry Weber Nichols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0-31.
9 参阅拙作《在商业、政治与艺术之间穿行——冯氏贺岁片的文化症候》，《文艺争鸣》，2002年第1期。
10参阅谭政／冯小刚：《我是一个市民导演》，《电影艺术》200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