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联华」
1、周、李认为罗明佑、黎民伟经营失败的原因是：远离抗日救国热潮，配合「新生活运动」，宣扬传统的忠孝仁爱等道德观念，导致经营失败。
拍摄宣扬传统道德观念的影片，是否「远离抗日救国热潮」，导致亏本呢？非也。伦理片《人道》，卖座极佳。「《续故都春梦》、《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人生》、《母性之光》，俱能卖座。」10反之，联华二厂拍了涉及抗日的影片，如《大路》、《小玩意》、《狼山喋血记》等，同样遭遇经济困难，是最佳反证。其实联华经营困难的原因很多：
首先是日寇侵华，「一·二八」战争，联华四厂被毁，三十多间电影院停业，造成全国电影业陷入困境。罗明佑丧失了东北的影院，华北的影院陷入困境，资金周转不灵，设想中的制片业和放映业互助发展的计划落空。
其次是经营上失误，开销太大，出品太少，成本比人家的高。
第三是阮玲玉的去世，联华失去了最具号召力的明星。
试想如果不是上述的三项主要原因，联华怎会资金周转不灵呢？
周、李两位把拍摄宣扬传统道德观念的影片，说成是执行了陈立夫路线，导致了经营困难，是要把问题政治化。
黎氏是一个革命者，终生坚持「电影救国」的理想。
1933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它标志着以左翼电影工作者为主的电影界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参加者投票选出了包括黎民伟等人为执委。1936年全国抗日热潮高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国防电影运动」兴起。黎氏在当年给职工的元旦贺咭上写着：
国防武力之前卫是「空军」；国防文化之主力为「电影」。
际此非常时期，言国防者，幸勿忽视电影。祝
新春多祉，并请对电影事业
赐予指导 黎民伟鞠躬
1932年和1937年日寇进攻上海，联华各厂只有黎民伟立即放下厂长职务，先后两次带领卜万苍、朱树洪、黄绍芬、金焰、吴永刚等上前线，拍摄了《抗日战史》和《淞沪抗战纪实》，前者在当时被认为是「唤醒民众的爱国教科书」，后者被誉为「血肉的实录，珍贵的国宝」。从现存的画面看到，炮弹就在镜头前爆炸。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拍摄这些影片去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潮。
日寇占领上海和香港，先后两次威逼黎氏为敌伪效劳，皆不为所动，宁愿带着全家十多口逃难，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仍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工作。
综观黎氏的言行，他一直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绝不会赞同和执行「远离抗日救国热潮」的制作方针。
联华的影片都是批判现实的黑暗面，反帝反封建，宣扬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至今仍被誉为优秀作品。联华的影片在描写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方面，深度和手法有差别。黎氏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正如郦苏元先生指出的11：
与激进的革命的文化人士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出发，同情人民疾苦，关心国家前途，对贫富不均苦乐不等表示强烈不满，希望通过社会整治道德规范来改变不合理的现象。因此，他们许多批判是严肃的、认真的，也是比较温和的、改良的。……以道德批判代替社会批判，主张道德自我完善来促进人类进步。……
今天，内地很多学者对于过去有争议的联华影片，都肯定它们有正面的积极意义。为甚么周、李两位还要把宣扬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的影片与宣传抗日对立起来，甚至夸大为导致经营失败的唯一原因呢？
今天，祖国日益富强，更需要大力宣扬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2、周、李认为《渔光曲》「与黎民伟无关」，甚至说是「掠人之美」。
罗卡先生和笔者编写《黎民伟：人·时代·电影》时，笔者负责编排相片和黎氏写的日记、文章等。
周、李质疑我们刻意误导读者，把《渔光曲》和《大路》与一厂的作品混编在一起。事实是：在该书「黎民伟日记」的「黎民伟」一节以及后面「黎民伟电影事业简表」，介绍黎氏作品时，都没有《渔光曲》和《大路》，也从未说此两片由黎民伟制作；但当介绍整个联华的主要作品，当然应当包括这两部影片。我们编书时完全是按照影片拍摄的年份先后来排列，绝无刻意误导读者之意，两位未免多疑了。
周、李责备笔者：称黎氏「是『总厂的负责人』，将联华的功绩都归于其名下」。笔者在《黎民伟日记》的文章中只说黎氏是「总厂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2。两位看漏了此两字，却关系重大。
笔者说黎氏是「总厂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因为：
（i）黎氏是主要创办人之一，是罗明佑的主要合作者。他是董事，是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的成员之一。
（ii）编、导、演、摄、制以至行政，黎氏都做过，资历、经验丰富，一直参与总厂的决策。
（iii）黎氏在〈历史失败之回顾〉笔述：在联华经济困难时期，「因一二八事变，再以东山房产押款二万元以维持之。……因八一三事变，因维持至影响霞飞路私产拍卖。」13如果不是总厂负责人之一，他何需这样做？
说出这个人尽皆知的事实，就是「将联华的功绩都归于其名下」？
黎氏是「总厂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渔光曲》当然与他有关系。所以，《渔光曲》的奖状数十年来一直由黎民伟珍重地保存着。周、李明知这个事实，却一而再地撰文说《渔光曲》「与黎民伟无关」，甚至说这是「掠人之美」，两位真是言重了。
在黎民伟逝世后，林楚楚遵循他的临终嘱咐，把《勋业千秋》和《淞沪抗战纪实》两片，以及《渔光曲》的奖状送往北京，无偿地交给国家，虽然当时家庭经济十分拮据。金焰在1979年8月7日上海《文汇报》撰文及《黎民伟日记》均有述及。
三 几点质疑的商榷
1、周、李认为《偷烧鸭》是香港第一部影片。
罗卡先生在《当代电影》撰文〈黎民伟与早期香港电影制作活动的再考察〉14，他亲赴外国查证，《偷烧鸭》资料极少，并有疑点，他认为此片和《庄子试妻》还需进一步求证，才能定论，此文甚具参考价值。
2、周、李质疑《黎民伟：人·时代·电影》上写的一段话：「民新旧有制片厂一在上海，一在香港，一在广州。」两位质疑：「民新有三个吗？」
黎氏在自述文中指的是「制片厂」不是「制片公司」。以「民新」命名的制片厂确曾在三地设立。
3、周、李认为聂耳不是联华培养，此处谨补充有关资料。
聂耳1931年加入联华，先当提琴手，开始作曲，后提升为音乐主任，直至1935年遇难。先父告诉笔者，聂耳的许多作品是在联华一厂写成，如《义勇军进行曲》等；摄影师朱树洪也撰文忆述：有幸能在联华一厂聆听他演奏《义勇军进行曲》15。聂耳于联华期间，有其他兼职，为其他公司的影片作曲。说联华给聂耳提供了机会，还是联华多年后沾了聂耳的光，二者并无冲突。
附带补充：聂耳与黎家私交甚笃，聂耳更经常到访。先母亦曾提及：聂耳很喜欢黎铿，认他为「干儿子」，黎铿也亲昵地叫他「耳朵先生」；聂耳的《卖报歌》，就是为黎铿而作。聂耳不幸遇难后，先母说：最有资格去拜祭他的就是黎铿。
笔者对电影史学者非常敬重，有些评述难免有偏差，只要不是存心歪曲，可以谅解和探讨。笔者认识有限，提出上述澄清供史家研究。
但是，不应轻易地给别人扣上「想尽办法抬高」、「严重搞混历史」、「误导学者」等大帽子，这对电影史的讨论并没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