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是黎民伟之子，有幸接触先父的遗物，当中记录了大量中国早期 电影史的第一手资料，笔者加以整理并提供给学者。周承人先生、李以庄女士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第82期发表〈黎民伟的若干经历和评价──勘误与质疑〉一文，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笔者不是学者，本文谨以一片保存历史真实的赤子之心，初踏研究门槛之身份，撰文讨论，以期抛砖引玉，并希诸君纠正。
一 对黎民伟的评价
1、周、李两位质疑对黎氏的评价被「误导」，提出有人「想尽办法抬高黎民伟……误导了许多学者」。他们质疑有人称「黎民伟是中国电影之父」。笔者只是提供了黎氏的资料，从未如此称呼先父。如果是责备其他学者「误导」，就不应该了。
1905年任庆泰（字景丰）于北京拍摄京剧片段《定军山》，比黎民伟于1913年拍《庄子试妻》更早；可是「国片之父」一说，实为1953年黎氏追悼会中由当时电影翘楚组成的治丧委员会所尊，成员包括：吴楚帆、关文清、朱石麟、李应生、卜万苍、马徐维邦、金擎宇、朱旭华、郑用之、谢益之、赵树燊。他们多非影史研究者，但尊崇黎氏为「国片之父」，乃因黎氏身为革命先驱，一生对电影的无私奉献及其「风」度、「人」格1。
香港电影资料馆于2003年举办之一系列活动，皆称黎氏为「中国电影先驱」，而非「中国电影之父」。
2、周、李认为黎民伟「在1914年后，直到1923年前，十年间忙于他事，没有参与任何电影摄制」，从而推论黎民伟「到上海时，对中国电影事业来说，只可以说是一位后来的参与者，并非中国电影最早开拓者」。
在上述时期，黎氏积极为拍摄电影筹组资金、购买器材、买书自学。1921年他拍摄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2。在《勋业千秋》旁白中也讲到：从民国十年至十七年（1921-28），随孙中山先生拍摄。历经广东至直隶（河北）八省，拍摄北伐战争。他亲携笨重的摄影机上前线，翻山越岭去做这件危险的工作，完全是义务的3。孙中山先生亲颁「大元帅令」命将士支持拍摄，后又送赠「天下为公」墨宝以资表彰。他拍下珍贵的中国近代史片段，包括孙氏革命事迹影片二十四部，及大量北伐战争纪录片，是现存唯一的孙中山电影片段。在当年，虽然也有人拍摄孙氏，但拍得最多，时间最长，又能亲赴前线者，只有黎氏，故有「中国纪录片之父」之誉。
学者皆认为此乃黎氏对中国电影和近代史的主要贡献，是国家珍贵的精神财富。《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指出：「黎民伟是中国第一位长时间致力于新闻纪录电影的摄制者，……他是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上早期的第一个重要人物。」4但是，周、李两位多次撰文评论黎氏，为了否定黎民伟是中国电影先驱，从来不提黎氏拍纪录片对国家的重要贡献。
1913年中国电影拓荒者张石川、郑正秋拍了中国首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同年，黎氏也在香港拍了《庄子试妻》。如果说黎氏是中国电影事业「后来的参与者」，就是说香港电影不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
黎氏积极动员家人投身电影事业，两位妻子：严珊珊是中国第一位女演员，林楚楚是香港第一位女主角，儿子黎铿是中国第一位著名童星。
两位否定黎氏是中国电影先驱，论据不足。电影史学家李少白先生指出：「黎民伟，中国电影的奠基人之一。」5
3、周、李认为有人要「抑黎北海、扬黎民伟」。
（i）李以庄认为黎北海对香港电影的贡献比黎民伟更重大。罗卡先生不同意，他指出6：
现阶段，考虑到黎民伟对香港电影开拓的全面性（开设戏院、影片公司、片厂之余更率先拍摄新闻片、纪录片），和持久的奉献（黎北海于30年代中以后已淡出影界，黎民伟在1938年重回香港后，仍艰苦经营片场，支持国防影片的拍摄；筹拍国际发行的英语片；战后更为香港引入新的冲印技术等等），我认为他对香港电影的贡献仍然大于黎北海。称他为「香港电影之父」，仍然是恰当的。
（ii）黎北海是香港电影先驱，也是笔者的伯父。有关他在电影方面的资料，已全部公开。相片中有黎北海的，定加注明。2003年夏李以庄想采访黎北海儿子，笔者立刻告诉了她。
李以庄对人说笔者在十多年前欺骗她，说黎北海太太已逝去，使她失去了解黎北海的机会。假如笔者把仍健在的伯母说成死去，合情理吗？笔者又何必把黎北海儿子告诉她呢？
笔者与罗卡先生合作十多年，罗卡先生曾致函周、李两位表明：我们都没有「抑黎北海」。
我们很希望多了解中国、香港早期电影史，可惜黎北海、梁少坡、罗永祥等的资料极少。
（iii）香港第一家全华资的「民新制造影画有限公司」的创办，黎民伟的贡献大于黎北海。
首先，在《黎民伟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记载：「1922年1月7日与海山大哥往张才律师楼签天后庙前之地，由予完全承受其名下所有，转伟名。伟将以栈十号铺按与林卓明二万元。周息八厘，收二万元支票存入广东银行，因家庭事愤怒心乱，忘记cross该则，夜后始觉，幸毋损失，大幸。天后庙地，……值银四万一千七百七十五元，并付厘印四百五十元。」7黎民伟以高息向其兄购地，才能建成「民新」。
第二、黎民伟是清平乐社员，黎北海不是。他对戏剧、电影的造诣高于黎北海，因此，黎民伟虽是弟弟，却任总经理，黎北海是经理。
第三、黎北海在香港民新只和黎民伟一起拍了一部《胭脂》，但黎民伟还拍了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以及珍贵的孙中山先生事迹和北伐战争的纪录片。
4、周、李认为「黎北海真正是香港电影教育的鼻祖」。
事实是，早于1924年，「黎民伟和关文清在广州创办了香港第一间电影演员养成所（民新演员养成所）」。关文清和黎民伟两位当事人在各自的文章中，都说得很清楚8。
这是香港民新为拍摄香港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培养演员而在广州设立的。黎北海是在1928年黎民伟离开后才在香港办演员养成所。
周、李两位只摘引1928年，而避开1924年黎民伟开创电影教育，否定了黎民伟开创电影教育的贡献。
5、周、李质疑：黎民伟参与用清平乐戏箱偷运军火去广州，支援革命。
黎氏十六岁参加了同盟会，清平乐社员中有海内外同盟会的领导者，如胡展堂、陈少白、邹海滨等。先母林楚楚曾对子女说过：先父和他的战友曾用戏箱偷运军火去广州，支援革命军。还在战场上搬运尸体。余慕云先生曾多访问先母，他在《香港电影史话》第一卷描述此事时有笔误9。在黄花岗起义时，清平乐剧社还未成立。周、李两位抓住余先生的笔误，提出「没有清平乐剧社，能有戏箱用于运军火去广州之事么？」作为研究者，不应这样轻率地否定一段史实。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广州还有起义。先母口述革命者偷运军火支援革命军的史实，可再考证。香港无线电视台1974-1976年的节目《蒙太奇》曾访问林楚楚，也忆述了这段史实。
6、对《日记》的质疑：两位于2003年的一场讲座及以后发表的文章中，多次质疑《日记》被大幅删改。其实，笔者在《日记》发表前曾寄去初稿并登门征询意见，两位并无异议。但在讲坛上，却当着数十名听众，提出1929年2月至12月有三件大事未有记载，公开指责笔者「为甚么要删改？」其后又一再撰文质疑「何以缺失？」笔者身份特殊，不愿公开论战，反被误为默认，拖了一年至今才回应。
笔者深知黎氏日记为珍贵的中国早期电影一手史料，故除与电影及社会完全无关之私人事件，其余皆一字不漏刊载于《日记》中，并加注释。其实，不少大事如孙中山先生送赠「天下为公」墨宝及签发「大元帅令」、高剑父送赠「电影救国」墨宝等，《日记》原件皆未有记录。或许周、李两位以为笔者有意「去恶」，但笔者亦无「不扬善」之理；笔者当初整理《日记》时，其中提到黎民伟拜访陈立夫救联华事，预感将来会有人藉此批评黎民伟，笔者仍不「去恶」，如实刊出，没想到为周、李两位所用。
黎氏是写私人日记，没想过日后会是珍贵史料，我辈只能以此作第一手史料考证，而不能要求黎氏的日记能解答一切历史悬案，否则即认为黎氏隐瞒或编辑者肆意删节。两位所提三件事并无记载，罗卡、黄爱玲等多位学者曾阅览原件；笔者与周、李两位相识四十多年，曾供李以庄翻阅《日记》原件，为两位提供很多资料。两位不再来查阅原件，问清楚，就多次公开指责，令人大惑不解！
笔者欢迎研究者查阅原件，并把复本及珍贵的孙中山先生影片送赠香港电影资料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