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突破秦巴地区创建生态产业园区的主要障碍
    从当前的总体情况来看，秦巴地区生态产业园区在规划建设中 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第一，相关技术的缺憾
    要真正实现产业园区的生态化，必须有生态产业园区的特定技术作为支持，然而，秦巴地区这些方面的技术相对都不能达到生态产业园区规划建设的标准，主要体现在，秦巴地区生态产业技术水平偏低，相关技术开发周期长，科技成果转化难，园区企业技术含量低工艺落后、自动化程度低、运行可靠性差等，都是秦巴地区当前普遍的技术缺憾，导致秦巴地区要实现生态产业园区的物质循环和废物最小化碰到了技术瓶颈。
    第二，市场机制的缺失
    生态产业园区内的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会在回收与循环利用副产品及废物发生的费用，以及购买新原料和简单处置废物发生的费用之间权衡，即使废物的再利用和循环技术可行，企业也可能不会这样做，除非在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当产品被生产出来及废物被处置时，为了再循环，必须把物质分离成各组成部分，而分离需要付出劳动和费用。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企业往往会放弃循环利用方式而增加园区的环境负担，因为他们很清楚，对环境这种典型公共物品的污染是一种外部效应，其内化包含高交易费用，治理污染不能由自由市场提供而是由政府提供，此时就出现了市场机制的缺失而导致市场不能正常工作，它是阻碍生态产业园区发展进程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三，执法管理的缺陷
    秦巴地区生态产业园区建设最大的障碍来自于目前的环境法规，其次是有关工业园区的管理办法，这些政策都是严格限制污染性项目的引入或进入。而按照生态工业理念，通常被限制的污染性项目的废物在工业生态系统中可能是中间产品或副产品，因此，所谓污染性项目在生态产业园区内外以及不同生态产业园区内的生态内涵可能有所不同，应根据具体情况而灵活界定。废物减量化是指局域或区域总体效果的废物减量化，而不是指单个企业或者少数几个企业的孤立效果，是面而非点，是结果而非过程。另外，现有的环境政策如排污收费、污染物配额分配等可能适用于生态产业园区的建设初期，由于对构建工业生态链产生障碍而不太适用于园区的成熟时期。
    第四，增长模式的缺点
    长期以来，秦巴地区的工业化、园区化选择的是一种以“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低效率、低技术”为特征的增长模式，在环境治理方面则表现为“只污染不治理”、“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谁污染谁治理”等末端治理、责任治理甚至无责任治理等，而没有贯穿“源头治理”、“清洁生产”、“可持续发展”等理念，这种增长模式有着重大的缺陷。综观秦巴地区环境污染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区域造成严重污染的杀手主要就是小造纸、小制革、小化工、小电镀等15类小企业（即“十五小”），这些小企业的“异军突起”正是在这种忽略环境的掠夺式发展思路下而萌生，它们的出现为产业园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 
    第五，资金投入的缺口
    生态产业园区建设离不开资金投入，这是解决当前各类产业园区环境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各产业园区在建设初期，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尚且不足，更何况短期内难见成效的生态环境。环保投资严重不足、投融资机制不健全成为制约的秦巴地区又一主要原因。尽管从80年代初以来，秦巴地区环保投入逐年增加，但是占ＧＤＰ的比例一直偏低，与污染相比治理投入还远远不够。秦巴地区主要障碍之一就是资金缺口太大，捉襟见肘，致使生态产业园区建设举步维艰。
    第六，公德意识的缺损
    在上述各项都遭遇阻力的情况下，道德力量是最后一道防线，尤其对于涉及产业园区环境安全这样一种公共物品，道德力量至关重要，然而当前的突出问题是园区内经济主体的公德意识普遍缺损，使得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出现不可避免。在有些园区，政府制定了完善的环保法规，但再好的环保法规在公德意识缺损面前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如“九五”期间，各地市的产业园区应国家环保总局的要求，取缔和关停了那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污染严重又无治理价值的一批小企业。然而近几年，一些园区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放松了环境保护这根弦，致使众多早已关停的“十五小”、“新五小”等一些重污染工业群又出现反弹，有些园区甚至还违法新建了一些消耗高、污染重的企业，它们长期危害人类身心健康，都是由于社会公德意识缺损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必须明确的是，解决这些障碍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而且也并非单方面因素得到解决就大功告成，鉴于生态产业园区这种多因素组合形成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地域”综合体，必须多管齐下，当前的工作重心应该是找准突破口，根据解决的难度和紧迫性等指标来分清轻重缓急，对生态产业园区建设时序进行统筹安排。
    第一，技术层面，引进技术与自主开发并举。要找准技术突破口，目前技术突破口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水重复利用技术、能源综合利用技术、回收与再循环技术、重复利用与替代技术等。要依托高校和科研机构，秦巴地区周围有大小百余所高等学府，还有30多所中科院及各部委的科研机构，这为该地区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研发支持和条件。
    第二，市场机制层面，建立并健全生态产业市场机制，通过机制创新来弥补市场机制缺失问题。发达的生态产业要建立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主要包括成熟的市场本身和完善的市场外部环境。就成熟的市场本身而言，作为竞争主体的环保企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建立并健全适合市场主体运行的生态产业市场机制成为突破口。从德国的经济生态化的成功经验表明，企业界和政府积极合作，加快环境技术尽快进入市场，政府帮助技术开发者寻找试验和示范场地，建立生态工业园区，对技术改进提供支持。
    第三，管理层面，根据国外工业园区环境管理的先进经验和我国工业园区环境管理的现状，可以将工业园区环境管理分为三个渐进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以现有环境政策为核心的园区环境管理体系；第二阶段是对园区实施区域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第三阶段是建立基于生态工业的环境管理体系。[4]
    第四，增长模式层面，实现增长模式的转换。摈弃传统的“设计---生产---使用---废弃”的增长模式，采用“回收---再利用---设计---生产”的循环经济模式。也就是说，在园区内仿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方式，使不同企业之间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通过成员之间的副产物和废物的交换、能量和废水的逐级循环利用、基础设施的共享清洁生产等手段，最终实现园区的污染“零排放”或减量排放。秦巴地区要在当前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发展生态产业园区，各个园区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废物零排放和减量排放的时间表。
    第五，资金投入层面，引进BOT方式，设立生态环境补偿基金，政府、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生态产业园区。从国外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发现，企业和政府共同对环保技术投资，使环保产业投资多元化，减少了企业单独投资新技术带来的高风险，促进了环保技术由潜在市场向现实市场的转化。如1994年德国的一项调查表明，政府和私营企业用于环保产品和服务的投资达到277亿美元。
    第六，公德意识层面，自律与他律并行。企业作为园区内的经营主体，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虽然无可厚非，但深入分析目前世界各产业园区内成功企业的“秘密武器”，可知其中绝大部分企业放弃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财模式，转而追求“均衡利益的满足”，回归到西方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首倡的“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思想。某些现代经济自由主义者不断误读斯密，将其自由市场理论中的道德价值抽离，并“逐渐淡化经济自由主义的道德承诺，但不可否认的是，斯密却是一个鲜明的、道德化的经济自由主义者。”[5]其社会理想是利己与利他的统一，在《道德情操论》一开头就明确指出：“无论我们设想一个人有多大程度的利己主义，他的本性却显然是见他人有遭遇便动心。”书中他还呼吁建立一种正义的道德规范。斯密的突出贡献在于试图说明一种理想化的市场关系，其关于经济人的利己与利他的统一的思想，应该作为生态园区企业的行动指南。这就要求我们在倡导园区企业自律的同时，建立园区生态环境披露制度，通过他律来约束企业的行为，达到“自律与他律并行，利己与利他统一”。

主要参考文献
[1]孙自法.环保官员称发展生态工业园区势在必行[J].中新社北京2003-10-9（电）
[2]赵永新.生态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J].人民日报，2001-09-05，www.gzii.gov.cn
[3]杨明奕.生态产业园区的原则及分类[J].中国环境报，2003-07-18（3）
[4]孟伟,罗宏.论生态产业园区的进展与障碍[J].中国环境报，2003-04-04（3）
[5]范斌.经济自由主义的道德承诺[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