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预示着21世纪初我国将把开发的重点放在西部地区。其实，中国西部地区在历史上曾有其兴盛辉煌的一页，西部地区的发展兴衰历程值得人们回顾和思考。
中国西部地区开发的历史进程
中国西部地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在新石器时代，中国西部地区的大溪文化、大墩子—礼州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仰韶文化的影响较大，说明当时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并不大。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夏商周三个王朝的中心横跨黄河流域的今晋、陕、豫、鲁等省，东西差距也不明显。春秋战国时期，西部的秦国在耕战背景下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王朝。
秦汉三国时期，西部的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都是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先后被称为“天府”。关中地区曾是秦代和西汉时期的政治中心，故《史记》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今陕北和内蒙古鄂尔多斯交界的毛乌素地区，当时水草丰美，有较多重要的城镇。从关中以西，汉代的丝绸之路十分通达，有“胡商贩客，时见于塞下”之称；丝路两旁农牧兼营，河西、西域地区屯田众多；丝路上城镇繁荣，如楼兰、精绝、且未、鄯善等十分知名。汉代成都平原由于有都江堰工程八荡尤耍恢⑩恕裼谑鞘ⅲ醒难伞薄：捍猿啥嘉行模ⅰ拔髂弦摹钡厍枇⒖は兀澳济裢吞铩保踩〉媒洗蟪杉ā?BR>
唐代前期，中国西部地区经济仍然有重要的地位。关中地区为中国政治中心地区，而陇右一带“闾阎相望，桑麻翳野”。有研究成果表明，唐代西北屯田达584屯，西北地区占全国10％的小农提供了全国90％以上的“和籴残粮”，故史载“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是形成国库“财宝山积”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说明益州成都一带仍然是经济与文化发达的地区，可与长江下游的扬州相提并论。
安史之乱后，西北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宋代特别是南宋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开始移向东南地区。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也随之转移。中国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开始大大下降。宋虽然仍刻意在西北营田，但由于党项等民族阻隔，加上生态环境恶化，河流改道、断流，沙漠化加重，重开的青唐道又多有不便，丝路一度受阻。同时，由于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南方海上丝路日益繁荣，逐渐取代了西北丝绸之路的地位。在西南地区，四川的经济地位曾十分重要，成为宋王朝的一个重要粮草供给地。但宋在四川划大流河与大理为界，偏安一隅，政治上在西南的气度已经不如以前。
南宋末年和元代末年的四川战乱，对四川社会经济的影响尤大，唐宋逐步形成的经济基础和人文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但元明以来在云南、贵州设立行省，将云贵高原并入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之下，有利于云贵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明代的洪武大移民，对西北陕西、甘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期关闭嘉峪关，对今新疆一带的控制相对削弱，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多有负面影响。
明清以来，东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的总体差距拉大。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快。元明清三朝出于戍边的需要，虽不断在西北地区和西南边疆实行屯田，解决军用，救济饥民，掀起开发高潮，但东部地区的发展更快，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明显下降。清代前期在河西和北疆大规模移民屯田，西北地区出现了一个开发高潮。但道光以后外国侵略势力入侵，移民垦殖业受创，屯田荒废，在干旱和风沙的影响下，沙漠化推进明显，适合人类基本生存的环境地区减少，西北许多地区走向一种生态性贫困。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发源地是在西北和西南，不能不说与这种生态性贫困密切相关。清代的“湖广填四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大量移民进入垦殖，也形成一个开发高潮，出现“低山尽村庄，沟壑无余土”的格局，对于四川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一度有积极的影响。但随之而来的人口密度大增，山地垦殖风潮乍起，水土流失严重，西南地区农业生态环境逐渐恶化，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走向一种结构性贫困。
新中国成立初期，近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10％，但在这10％的近代工业经济中70％都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仍十分落后。由于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国家将工业重点投向西部地区。特别是60年代的三线建设，大量厂矿内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前形成的工业布局，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有所减少。改革开放20年来，按照梯度理论，重点开发东南沿海地区，在政策扶持、资金投向等方面向东南地区倾斜，极化效应和回流效应十分明显，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