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变迁出现畸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有历史的、地理的因素，也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因素。然而，如果我们从城乡互动的经济学角度出发，便不难发现城乡关系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历千年而仍其故的农工结合体因在近代受到的冲击程度不同，造成了不同区域间传统农业区域和商品化农业专业化区域的同时并存。在小农经济一统天下的传统农业区域，城乡间的联系和互动性差，乡村对城市产生的推力小，城市对乡村产生的拉力也弱，故而城市与乡村均发展缓慢。在商品化程度高的农业专业化区域，城乡间的联系性和互动性强，乡村离不开城市市场，城市更需乡村作为发展的依托。乡村对城市产生的推力强，城市对乡村产生的拉力大，故而城市与乡村就会出现迅速的发展．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城市发展畸形是近代中国的必然产物；城市发展畸形必然造成乡村发展变迁区域间的不平衡；当这种乡村发展的不平衡反作用于城市吋，则会进一步加剧城市发展的畸形。
2．城市对乡村发展变迁拉力的不足与区域性不均，导致乡村发展变迁的滞缓和区域间的不平衡。
城市对乡村的辐射拉动作用是城市自身基本功能的体现，也是城乡关系的本质体现。近代城乡关系中联系性的加强，为城市对乡村辐射性拉力的发挥创造了客观条件。但是，由于近代城乡关系中联系性与对抗性共存于城乡关系这一矛盾体中，且自身又无法克服，对抗性矛盾关系在客观上势必削减因联系性加强所产生的对乡村发展的辐射性拉动力，使这种拉动力在强固的乡村自然经济结构面前显得孱弱无力。不仅如此，由于近代中国城市自身发展滞后，城市化率低，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早期现代化城市又屈指可数，从而造成城市对乡村发展变迁的拉力客观上就严重不足。来自城市的拉力不足，乡村自身母体中所生成的早期现代变迁因子又极为有限，这就造成了终近代百余年而自然经济并未完全解体的社会历史现实结局。另外，由于近代新兴城市多集中在中国东部、中部的沿海、沿江和铁路沿线地区，广大内陆和西部地区多为一些传统性的中小城市。这种城市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又使城市所产生的对乡村的辐射性拉力在不同区域大小不等，故而，就必然导致近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区域间不平衡性的形成。东南沿海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商业性农业的形成与发展，同广大内陆及西部地区自然经济一统天下局面的同时并存，就是近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不平衡性的历史写照。
3．对抗性的掠夺关系最终导致乡村的破产，也使城市的发展受到制约。
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是城市片面掠夺乡村的关系，这种对立关系不仅直接破坏了前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高度同质性，造成了传统的城乡一体化结构的破裂，而且使新的一体化结构迟迟无法建立。在这种城乡关系条件下，使“1840年以来的中国乡村，基本都处于危机之中，并在不同的层面制约着近代中国社会诸领域的变化”[11]。广大乡村的危机与衰败，不仅使城市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腹地，失去丁城市工业品市场扩大的有效空间和城市工业必需的原料供应市场，而且成为城市发展变迁的一大阻拖。与此同时，发展受制约的城市又因其城市工业的幼稚，无法吸纳进入城市的移民。以北京为例，在1930年上半年，近1300万人口中有80万市民仅有临时职业或无正当职业。[12]流入城市的人口不能迅速转化为有效的社会生产力，并取得市民的合法身分，这就使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城市化发展受限。城市与乡村在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关系中双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这一恶性循环的浅层结果是城市愈发展，乡村愈落后，城乡差异愈大。深层结果则表现为乡村愈落后，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阻力越大，整个社会经济起飞和：仕会转型的任务愈难以完成。
4．缺乏乡村支持力量的城市化运动只能低速缓进。
近代中国尽管有少数至关重要的城市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城市的商品化也在日趋迅速地促使着部分乡村自然经济形态的分解，商业性农业在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区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此两者的发展变迁不是由于自然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顺理成章地发展起来的，而是由于“第三者”插足导致的结果。因此，传统的农工结合体并未在早期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退出历史舞台。直到20世纪初，黄河上游和华北地区的农村也仅有少数的农业专业化区域，其他边远的山区农村，自然经济的破坏程度微乎其微，中国农业的大部分仍然是传统的生存型农业。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整体水平，不仅没有提高还出现倒退现象，除个别年份外，水稻亩产长期低于明代和前清时期，与历史相比较，粮食生产出现了低落现象。[13]农业剩余产品不足的直接后果是必须有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人口因此而被拴在土地上，无法向城市大规模转移，据有关学者研究统计，在1935年21个省1001个县中，只有1．7％的农户和4．2％的乡村青年弃农进城。[14]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和乡村人口占压倒多数的社会现实，成为制约近代城市化运动发展的一个根本性因素。与此同时，近代中国城乡关系中的对抗性矛盾所导致的城市与乡村的全面对立，以及城市通过赋税、地租、利润、利息等方式对乡村进行的超经济掠夺，使日渐衰败的乡村无法、也不可能对近代中国城市化运动产生应有的支持力量。在总计100余年中，城市化率仅增长了5．54个百分点[15]，直到1949年，中国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不仅如此，近代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还呈现出极不平衡的地区性差异，如下表所示。
城市化过程是一个乡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发展的过程，其根本目的之一是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与转型，但在近代中国，这种改造和转型不仅没有得到乡村自身的强有力的支持，反而表现为乡村对城市化的阻拖，由此便产生了近代中国城市化运动中的二律背反现象。这一独特现象是城市与乡村发展严重脱节，城乡关系的对抗性矛盾在城市化运动中的具体体现。
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对抗性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所带来的各种因素虽然与中国固有传统相脱节，却不能不给自然经济各因素施加影响而使这些因素发生变化，但却又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它；而中国本身自然经济因素虽然与侵入的资本主义各因素不发生内在联系，却无力抗拒它，既不能不受其影响，但却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从而完全地依附于它，被它所消融。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才呈现出联系性的加强与对抗性矛盾日益加剧的畸形发展格局。终近代百余年，西方资本主义没有吃掉中国的自然经济，使中国变成彻底的殖民地；中国的封建主义也没有被资本主义所代替，从而进入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在这种有变迁，但又不彻底的社会大背景下，城乡关系便呈现出一种新旧交替、由传统向早期现代化过渡的复杂的形态特征。
近代中国联系性加强与对抗性加剧同时并存的城乡关系，是近代中国社会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体的存在，不仅弱化了城乡关系中联系性加强所产生的对城乡发展的积极拉动作用，而且导致了乡村的残破和城市的畸形发展，及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和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最终滞缓了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正如张朋圆先生所言：“现代化的一切发展，经济条件最属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物资贫乏，人民生活困苦，维生不易，欲求政治社会变迁，那是一种奢望。”[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