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启发
在过去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学术理论和意识形态中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话语结构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连那些自觉地反对东方主义建构的学者都经常不经意地采用了它。因此，美国一代学者的解释为什么中国未能走向现代化（也就是未能更像西方一些）的研究导致了另一代学者反过来强调中国其实很像西方：中国的城市不仅是行政中心，并且像西方的城市那样从事商品化生产；中国也有“近现代萌芽”时期；中西的差异不在于性质而在于时间——中国充其量只是滞后了一个世纪。13
与此同时，对帝国主义的激进批判也强化了这种二元话语结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社会历史学家领导了当时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现代化范式的批判运动。14他们的智识源泉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些人在评价前现代时期农民社会时也吸收了“实体主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激进的文化史学家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从物资领域转向了文化领域。他们的智识源泉是Said的“东方主义”、Geertz的“地方性知识”，对某些人来说，还包括“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 subalternism)作品。15自始至终，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对立依然鲜明。
中国学者受这种二元话语结构的影响程度并不亚于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为了反驳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毛泽东提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中国的发展本来并不迟滞，而是像西方那样朝着资本主义迈进，是西方帝国主义改变了中国固有的历史进程。中国学者从此投入大量的精力来论证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尤其是商品化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兴起。16
关于中国的近现代时期，这些学者强调帝国主义和“半殖民主义”下的现代西方对中国的压迫。因此，中国的革命不仅要摆脱封建主义的枷锁，而且要摆脱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形成的半殖民主义的枷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回到应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也才能维护自身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文化。
这些建构都不允许把双重文化影响视作互动性的、结局未定的、还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的过程。文化双重性更加没有容身之地：在帝国主义的背景下，它只能意味着压迫，不可能平等共存；近现代中国要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要么是西方奴役下的中国，不可能存在同时容纳中西文化的第三种选择；回归之后的香港依然像一个私生子那样背负着巨大的耻辱——它是可恨的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不十分融入中国和中国社会的主流，它更缺乏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
Said和Geertz的后现代主义观念在拒斥现代主义的西方及其“文化帝国主义”的同时，不经意地强化了过去的研究中非此即彼的二元话语结构。诚然，这种拒斥源自一种值得赞赏的对帝国主义及其西方中心论以及自以为是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态度，但是，它仍然是基于西方与非西方二元对立的立场。它既然完全拒斥了现代主义的西方，也就将非西方世界置于除了前现代时期本土文化之外没有其它选择的境地。
结果是这些研究与现代非西方世界的许多知识分子的疏离。后者大都急迫地要求自己的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能够得到在他们看来是属于现代文明普遍馈赠的东西，比如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生存压力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更好的医疗服务、更高的婴儿存活率、更长的人均寿命，或者只是为了不再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而要求的强大的军备。在他们看来，拒斥现代主义而又心安理得地享受现代文明的馈赠的Geertz其实只不过是沉迷在对土著传统中离奇古怪事物的细枝末节式的津津乐道之中。17
双重文化人和文化双重性的历史例证表明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可以用来理解现代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接。在个体生活经验的层面上，而不是在国家和理论家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层面上，双重文化的影响通常能够非常容易地像两种语言那样共存。不存在必然的支配-从属的关系。各种意识形态可能会要求在传统与现代性、中国的与西方的、自治与支配或者本土化与西化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是在生活经验中人们对此并不一定理会。
和背负着各种意识形态建构的国家不同，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对自己的“中国性”相当自信：中国人认为适合融入他们生活的东西就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文化”和中国的语言一样，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抽象事物，而是中国人在一定时期享有和使用的东西。18在这一层面上，“西方”和中国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一个人可以既是现代人又是中国人。
文化双重性这个概念促使我们承认并正视现代非西方社会中双重文化的影响的事实。如此看待西方文化向非西方世界的扩张使我们可以抛开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而把它视为一种结果未定的历史进程来理解。在当今的后帝国主义时代，文化的影响力并不与政治-军事支配联系在一起，也不会被后者转化为政治问题，因此更加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双重性共存的一面而不是冲突的一面。
文化互动中的支配从属关系？
在这里，让我们来更细致地审视一下如下假定：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互动最终只能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这种假定有两个根源。一个源自各个国家的政治史视角：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扩张的确历史性地导致了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支配（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另一个源自Clifford Geertz这类研究小型土著社会的人类学理论家的视角：西方和民族现代国家的入侵，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确历史性地导致了“前现代”社会及其文化的解体（至少是局部的解体）。
然而这些视角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化呢？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一个事实是，帝国主义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支配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即使在毛泽东的建构中，西方的入侵也只是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而不是殖民地。中国近现代时期的国家史不同于一个殖民地国家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需要分别考虑中国文化与作为政治性实体的中国国家。就晚清国家虚弱的海防以及它与现代西方军事力量的差距来谈支配-从属关系，是讲得通的，但是，在文化和思想领域也存在类似的关系吗？
国家和民主这类现代西方概念的确影响了中国文化，而且，随着帝制政权的瓦解，“传统的”中国思想体系，比如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已经分崩离析，但是，这些因素会导致中国文化处于从属的地位乃至全然崩溃吗？
语言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种文化体系中最具体的表现形式。我们清楚地知道，汉语和中文的生命力要比帝制政权及其儒家意识形态顽强得多。中国的儿童继续在这种语言环境中成长，中国的成年人继续本能地、习惯性地使用它，连同它全部的意义之网。现代汉语比起古典汉语的确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据此就大谈汉语对英语的“从属性”岂不是很荒谬？
事实上，在近现代时期，外国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汉语的生命力部分是显示于它对音素外来词的抵抗力。譬如，“民主” 和 “科学”这两个词在“五四”时期曾经短暂地以音素外来词的形式出现，即“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思”。但很快它们就被汉语中既有的词汇和意义所取代（尽管是经由现代日语）。正如前文谈到的那样，新的术语和概念，即使是对外国术语和概念力求工整的翻译，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中国文化的印记，比如“自由”之于“freedom”。
谈到双重语言和双重文化背景的个人或社会的时候，我们应该很明确，有关支配和从属关系的概念仅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才是有用的。前文提到过，在英-汉双语者那里，两种语言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叠加，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混合，或者一种化学意义上的复合，而不是支配与从属的关系。汉语本身的内涵和思维方式并没有在英语这种当今世界最具“霸权”的语言面前失去自我。
可能会有读者反驳说，汉语在这方面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们可以再以日本为例。尽管它心甘情愿地接受外来的术语和概念，包括音素外来词，尽管二战后受到美国的占领，并接受一套外来的全新的政治体制，但毫无疑问的是，日本的语言-文化依然继续保持着独特性和完整性。甚至在印度和香港这样的殖民社会，英语不仅是殖民者的语言，也成为本土精英社会的正式语言，但本土的语言和文化并没有瓦解，依然保留了绝大部分本来的思维方式和内涵。印度的例子还进一步表明了英语这样的殖民者语言如何被转化为印度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的媒介（Chatterjee，1993）。
实际来说，历史上的各种语言和文化体系并不是象政府和国家那样运作。它们不会随着海防的溃败和京城的陷落而瓦解。事实上，它们在一个民族日常的使用和生活经验中继续存活着并且不断地再生。只要父母们继续用本来的语言教养自己的孩子，只要一个社会中的成员继续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它们就还有生命力。甚至当一门外来语言对本土文化的“渗透”达到了语言-文化双重性的程度，也不会导致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或者某种支配关系，而是结局未定，充满各种创造性的可能。
当今美国的“外国区域研究”面临的危机
上述关于文化双重性和双重文化影响的观点可能可以提供一条途经，构成概念，帮助美国的中国研究摆脱过去的重负。这些负担，包括西方中心式的现代主义及其派生的“国家安全”考虑，也包括后现代主义及其对西方近期历史的虚无主义式的拒斥。它甚至可能帮助我们从当今困扰着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危机中找到一条合理的出路。
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最初是产生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政府通过《国防教育法案》的投资以及民间通过福特基金的资助来支持对外国的区域研究，主要是出于冷战和“了解自己的敌人”的动机，学术上的成果则是副产品，并非本来的目的。时至今日，进入了后共产主义和后冷战的世界，这种以往的驱动力已经失去了其最初的紧迫性。
同时，学术理论中的新时尚也威胁到了外国区域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各门学科在模仿自然科学的过程中，不停地“硬化”，“理性选择”理论大行其道。随着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强调“假设-驱动”和“假设-验证”的研究模式，对问题的研究逐渐变成一种从理论化的假设出发的公式推演。现代西方的各种“理性”建构（例如“经济行为理性”）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学术研究的普遍指导原则。有关不同社会文化特征的定性知识甚少受到尊重。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系科越来越不愿意雇用区域专家，认为他们缺乏学术方法和理论功底；不会再象过去那样培养中国经济学、中国社会学和中国政治学方面的学者。
主要活跃于人文系科和史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文化研究”，本可以对这种科学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起到一种有益的纠正作用。这也的确是Geertz等人本来的意图——他强调我们要重视文化的相对性，以及科学研究的客观外表下的文化建构性。这种批评本来可以以“地方性知识”的名义为区域学术研究提供强大的支持。
然而，文化主义的过度激进却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造成了极端的对立，某种程度上也在各个学科内部造成了对立。在反“文化帝国主义”的政治姿态和反“纯”经验研究的认识论姿态下，以及所使用的排他主义式的行话中，激进的文化主义创造出一个唯我独尊的世界，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愿望）与其它类型的理论进行建设性的交流。Geertz （1973，1978）的“地方性知识”和“深度描述”听起来象是在提倡一种深入的外国研究，但实际上它们最终却被赋予一种狭窄得多也特殊得多的含义，仅仅是要研究前现代时期本土社会的“概念结构”。这就几乎不可能与采取普遍主义路径的社会科学进行建设性的交流。
其后果就是在学科之间和学科内部造成分裂，这种分裂在许多方面都使我们联想起以前的现代化理论和将这种理论斥为“东方主义”的后现代理论之间的鸿沟。“理性选择”方法和现代化的范型一样，把西方当作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并将社会科学研究当作实证主义式的操练。激进的文化主义方法则斥责这些理论前见源自西方中心论和科学主义假定，并呼吁人文学科将目光转向本土意义之网。在这种两极化的世界里，很难同时从两者身上获得智识滋养。从双重文化角度出发的研究冒着被斥为不科学的危险，而从人类普遍关怀的意向出发，比如克服生存危机和提高医疗水准，则会担上一个现代主义者或“东方主义者”的嫌疑，也就是帝国主义者的嫌疑。
在这个绝对主义流行的两极化世界里，人数很少的理论家（和自命的理论家）占据了学术争论的中心舞台。而那些“只”从事实际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则沦落为默默无闻的“沉默的大多数”，或者在相互对立的阵营之间被推来搡去。
甚至文化多元主义这种本来有价值的、反映当代美国社会构成的世界主义教育理想也被卷入到大学里科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两极分化。在回应社会科学领域实证主义普适论的过程中，人文学科领域中文化多元主义越来越倾向文化相对主义。既然西方过去对其它文化的研究过多地受到了现代主义、“东方主义”或帝国主义视角的影响，我们现在对西方以外的文化的研究必须求助于“它们自己的说法”。但是在大学教育中，其涵义却演变成中国史课程大多由中国血统的学生选修、日本史课程大多由日本血统的学生选修、德国史课程则由德国血统的学生选修；美国文化多元主义的运作结果体现出来的并不是世界主义的“国际化”教育的初衷，而是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
在美国学术界中，“硬”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普适论与“软”人文科学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论之间的对立使外国区域研究领域几乎达不成什么共识。与此同时，外部资助的紧缩和不确定性正在使各个外国研究中心丧失它们迄今最重要的生命线。各大学的最高层甚至开始考虑中止对各个外国区域研究中心的资助。
文化双重性也许会对当今的危机起到某种作用。用学术化的话来说，它不同于各种“理性选择论”的方法，因为它并不主张现代西方所建构的理性是人类唯一的理性。它倡导要彻底地了解至少一种不同的文化，从而获得一种比较和批判的视角。同时，它也不同于文化相对主义，因为它的出发点不是割据式的民族中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立场，而是双重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庞大现实。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两种文化的共同在场并不会象帝国主义的政治史那样导致支配-从属的关系，而是会形成一种平等得多的结局未定、存在着各种创造性的可能的持续互动的关系。
在美国的大学教育中，文化双重性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消除民族中心主义割据的局面。它承认我们的课堂上越来越多的学生是双重文化人这一事实，并强调这是有价值的。一种双重文化的教育不会象民族中心主义式的教育那样误用文化多元主义。相反，它会让学生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学习一种（或更多的）非西方文化。对于双重文化教育来说，不能用激进的文化主义引导学生排斥他们身处的西方文化；他们需要更深的融入西方文明；也要鼓励他们对自己的其它文化背景的自豪感并培育这种背景。最重要的是，文化双重性本身即是美国自由主义教育传统中值得追求的目标：正是文化双重性使人们能够超越自身的狭隘观念，并培养出比较和批判的视角；也正是因为文化双重性，才可能真正地作出跨文化、跨国界的选择。这样的双重文化教育不仅仅有益于人数越来越多的双重文化背景的学生，同样也有益于单一文化背景的学生。
这里对文化双重性的讨论，目的不是要以一种新的“主义”取代别的什么主义。这里所说的文化双重性，是指那些将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结合起来的个人和群体的具体现实。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两种文化和语言能够融洽地共存。其意义和经验教训针对的是一段特定的历史，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主义”。
最后，我希望强调的是，文化双重性的历史表明，两种文化的共同在场不会象民族国家的历史以及西方中心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建构那样，必然地导致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主义或者支配与从属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在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层面上，文化交流会迅速地形成调和——没有侵犯和支配，也没有欺骗和压迫。在近现代中国，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文化双重性和语言双重性以一种集中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两种文化是怎样共存、混合乃至融合成为某种新事物的。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超国界视野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