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研究是1949年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形成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研究。本文由费正清入手，论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缘起、发展动力、主要发展阶段，以及目前的基本状况。作者认为，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它的具体形态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流行范式和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互动的结果。
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是自1949年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形成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研究，今天它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参与的有关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社会科学。
当代中国研究与传统的汉学（Sinology）研究迥然有别。它们之间的区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上（后者侧重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的研究），而且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如果说汉学是一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的话，那么，当代中国研究则是一门建立在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
一、费正清与当代中国研究
尽管当代中国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但它的兴起却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密切相关。在费正清去世后，他的妻子费慰梅（Wilma Fairbank）曾写道："费正清毕生都在从他的哈佛大学的基地出发向西方介绍中国，他常常被说成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当代中国研究的领域’."[1]（p.I ）有人计算过，从1936年到退休的1977年间，费正清推动了数以百计的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项目，"对促使美国的中国研究成为一个系统的、影响深远的和成果丰硕的学科起了比美国任何学者都更大的作用。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的’创建之父’乃是美国中国学界的一个共识。"[2]（P.155）
费正清与中国结缘始于1930年代。1932年，从美国哈佛大学转入英国牛津大学的费正清来到中国，为他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在第一次访问中国的4年里，他不仅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而且与费慰梅在北京结婚，并担任清华大学讲师达3年之久。1936年费正清在牛津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后返回哈佛大学任教。4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故，费正清数次往返于中美之间，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等单位工作，并根据他对中国尤其是中国革命的独特了解，写成了后来闻名遐尔的《美国与中国》（1948）一书。
虽然费正清本人是历史学家，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当代中国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因此它应该和原先的以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典籍为对象的汉学有所区别，它必须有赖于包括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为此，他在1955年分别游说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各出资20万美金和27.8万美金，资助对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经济的研究，两年后福特基金又追加了30万美金。这两个项目的资助使得1956年哈佛大学能够顺利地建立东亚研究中心。除此以外，经他努力，哈佛大学还在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下，先后于1957年和1959年后在经济系和社会学系分别设立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教授职位。自1956－1977年，费正清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一职达21年之久。在哈佛期间，有人统计过，他培养的学生有数千名之多，包括100多名由他指导或间接指导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到70年代，在哈佛取得东亚研究博士学位的学者占据乐美国70－80所大学的东亚研究讲坛。以致人们将他称之为"美国中国学方面最大的学术企业家".[3]（p.73）在他之后，担任这一职务的先后为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人类学家James Watson、傅高义（第二任）和政治学家裴宜理（E.Perry）。现在的哈佛大学，以汉学研究为主要目的的哈佛－燕京学社和以当代中国研究为主要目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已经成为全世界中国研究的两大基地。
二、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动力
纵观当代中国研究50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构成这一领域的发展动力在前30年和后20年是不同的：具体说来，在1949年后的30年间，美国及其他西方社会科学家建立当代中国研究的目的，是因为1949年是一个分水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结束了旧中国的战乱和分崩离析，而且宣告了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这种社会制度是一种高度整合的体制，它不仅与旧中国迥然不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甚至与当时的苏联也有很大的区别。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使美国政府、一些基金会和学术机构意识到了发展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此在传统的汉学研究之外，有必要建立一门新的社会科学。
上述认识和看法，在费正清的论述中获得了清晰的表达：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费正清清楚地阐释了隐含在当代中国研究这个新领域背后的理论依据："一场伟大的革命，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在于它将人类最广大的一群带入到一种新秩序之中……。对历史学家来说，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拐了个弯、换了种角度，那么中国过去的一切看起来也就迥然不同……。我们现在必须研究共产主义，除了中国以外，还要研究苏联".[4]
同前30年相比，1978年后的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动力不但来源于西方世界，也来源于中国本土尤其是中国知识界，但其共同的背景是此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20多年间引发了中国这个12亿人口的大国迅猛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在经济领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改变经济结构、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空前的提高；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政治权力出现地方化甚至社区化的趋势（如村民自治和居民社区的民主化尝试），国家对社会的直接控制开始减弱，社会流动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职业和地位上都大大加强，文化的多元化和异质性也显著增加，这一切使得中国社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充满活力。但同时，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迁，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加大、环境污染加重、政治组织和个人的腐败行为日益突出、犯罪现象也越加严重，这一切使得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和困窘并存的现实，在引起全世界瞩目的同时，自然也引起了西方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和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家的共同关注。用《中国季刊》主编、英国利兹大学教授Brian Hook的话来说，世界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兴趣，最初"可能归咎于尼克松和基辛格在1970年代早期的努力，但是它能最终实现却是因为邓小平在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因为正是在这种政策影响下，1980年代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5]（p.163）事实也是这样，就西方尤其是美国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而言，正是中国社会在1978年后的变化，对他们原先抱有的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社会主义经济无法顺利地实现市场化并带来持续、高速的增长的看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在原苏联和东欧步履艰难的朝向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变得生气勃勃？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运作机制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并存的条件下，中国是如何获得持续不辍的经济增长的？在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的前提下，社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造就了哪些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原有的政治色彩浓郁的文化在朝向何种方向发生转变，它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改变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在现有的条件下，中国如何解决自己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发展中的困难？而这一切似乎都与这样一个问题有关，即在毛泽东时代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之后，后毛泽东时代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究竟是减弱了或仅仅是改变了方式？
这些疑问为西方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从事相关的研究、寻找相应的答案提供了充足的动力。结果之一，就是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与经济变迁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以美国两份社会学主流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和《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为例，在1978－1987年的10年间，其所刊登的文章没有一篇是关于中国社会的；但1988－1992年则刊登了5篇这类文章，而到了1993－1997年间，有关中国的论文则增加到15篇。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也能够看到同样的趋势。这些变化不仅说明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引起了西方学者更多的关注，同时也说明当代中国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狭窄领域，引入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圈。既同主流学术圈进行交流，也同时充实着主流理论。像裴宜理所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研究就有可能从一个’消费领域’（依靠来自其他国家的研究来获得分析的洞察力）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即有能力产生令一般比较研究者感兴趣的原创性分析）。"[4]
在某种程度上，引发西方学者从事中国研究的动力，也驱动了在中国本土生活、从事研究的学者，或有过这种生活经历后留学海外的华裔学者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自己的祖国。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中国学者加入中国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1）尽管在1978年前，就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在西方从事中国研究（如杨庆和林南），但现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在1978年后进入这一领域的，他们出国留学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2）当代中国研究在中国的成长主要也是在1978年后开始的，原因为在此之前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及文化研究和妇女研究等社会科学学科在中国基本上都已夭折，即使经济学也只能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获得十分有限的发展；但是，1978年后，"中国社会科学的复兴，推动了系统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激发了对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浓厚兴趣"[6]，这种兴趣反过来促成了中国学者同美国学者的合作；（3）就中国大陆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当代中国研究不仅限于那些以中国问题为主题的社会科学分析，而且限于那些在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上受到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研究，因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存在同导源于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对话和交流的可能；（4）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中国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其研究动力不仅来自于认识中国的目的，也来自于改造中国的宏大抱负。因为他们从中国社会100多年来的艰难历程中，早已理解了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哲理。
三、当代中国研究的主要发展阶段
具有50年历史的当代中国研究可以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种划分不是单纯人为的，而是确实具有内在的依据。这种依据来自几个方面：其一，当代中国研究的对象——中国本身在50年中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尤其是以1949年和1978年为标志的两个历史时刻，前者将一个高度整合的新中国与分崩离析的旧中国划分开来；后者则因为有声有色的经济改革，将中国推向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体系，并且真正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中国社会的这种发展和变化，不会不对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的兴趣和观点产生影响。其二，自1949至今的50年间社会科学主流观点的变化，这些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的基本思路、分析框架和概念体系。比如，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认识，就直接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7]其三，中国本身的开放程度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决定了西方学者了解中国的机会和手段，也影响到中国学者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参与当代中国研究的可能性。我们能够看到，在这50年间，当代中国研究的资料来源就经历了从单纯依赖公开的官方资料（50－60年代），到在香港的大陆移民中进行访问（70年代），再到去中国进行田野研究（80－90年代），最后到同中国学者进行有益的合作（90年代后）这样几个阶段。
在当代中国研究的分期上，1999年赵文词在香港科技大学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讨论会上，作了"五代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的学术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他根据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不同看法，将自1950年代后期始到现在为止的40多年中的研究分为前后相继的五代或5个阶段，这就是：（1）第一代（50年代－60年代），现代国家取代传统社会，其代表人物为Franz Schurmann 和傅高义，他们的研究受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很大影响，认为新中国这样一种社会体系本身是相互依存和协调的，因此旧社会中的那些传统因素失去了立足之地；（2）第二代（70年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妥协，其代表人物是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 ）和白威廉（WilliamParish），此时流行的观点是，尽管共产党体制下的中国采取的是现代组织形式，但它驾驭的是一个传统的或者说顽固的前现代社会，所以在许多领域国家是否能够实现对传统社会的改造还难以肯定；（3）第三代（80年代），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其代表人物是赵文词和魏昂德（Walder，A.），他们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影响；（4）第四代（80年代末开始），公民社会改造国家，这种观点的流行在学术界受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的结构性变迁》一书英译本出版的影响，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则受到1989年后东欧社会变迁的影响；（5）最后，第五代（90年代后期），此时研究开始受到学界日益兴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研究者开始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元复杂性。[7]（pp.35-56）
2000年7月，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戴慧思（Davis ，D.）教授，将上述50年的时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有哈佛大学的傅高义和杜克大学的林南；第二阶段自为70年代中后期，代表人物有芝加哥大学的白威廉、哈佛大学的默怀霆和普林斯顿的Gilbert Rozman；第三阶段为80年代，此时当代中国研究开始出现繁荣的景象，代表人物包括赵文词、倪志伟（Victor Nee）、魏昂德、戴慧思和G.E.Henderson ；第四阶段为90年代以后，此时出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中国留学生进入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包括周雪光、边燕杰、彭玉生、陈向明、周敏、谢文以及来自香港的李静君。[8]所以会有这么多中国人进入当代中国研究，主要与这些人的年龄、经历和阅历有关，他们基本上都是文革时期在农村插队后出国留学的一代，因此对中国基层社会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
根据以上文献和看法，我们认为可以综合考虑50年来当代中国研究的理论导向、研究方法、合作状况和参与者的背景，将这一领域的发展分为四个前后相继的时期：
第一，奠基时期（50－60年代）。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人，其一是历史学家费正清，其二是社会学家傅高义。这两位学者的贡献不仅在他们自己的研究，而且在他们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整体研究。具体说来，费正清是实现传统汉学向当代中国研究转向的大师，而傅高义则因培养了怀默霆、戴慧思和赵文词等诸多学者而蜚声当代中国研究学界。
除了费正清和傅高义以外，最早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还有两位学者，其一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家Franz Schurmann ，其代表作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其二是康乃尔大学的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 Skinner ），其代表作是《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和傅高义一样，他们在50－60年代的研究主要是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的，而且除了施坚雅的资料来源于1949年前在中国四川进行的田野调查以外，其他人都因为无法直接进入中国，而主要依靠官方的报纸及在香港收听的大陆广播为资料收集的主要手段。另外，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科学尤其社会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因此傅高义和Schurmann 等人的研究受到帕森斯的极大影响。
第二，确立时期（70年代）。进入70年代以后，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不仅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采取了新的理论范式，在研究方法上也与第一个时期有所不同。从理论上来说，由于此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已经日薄西山，用赵文词的话说，这使得"大多数最聪明、最能言善辩的研究生都自豪地宣称他们唾弃帕森斯的思想"，[7]（p.44）即不再将社会视为一个整合的、自我平衡的体系，这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的研究视角；而在研究方法和资料的收集手段上，由于1970年代后大批的中国大陆移民从各种途径涌入香港，其中有许多人或是农民，或是下乡知识青年，或是工厂工人，再或当过红卫兵，他们带来了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中国革命的内情，这为西方学者比较深入地了解中国提供了可能。这样，在70年代许多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都通过在香港访谈的方式来收集资料，这些研究大多在80年代初获得出版。[9]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魏昂德的著作，它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香港对80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的长达532小时的访谈基础上写成的。[10]
第三，发展时期（80年代）。1980年代的当代中国研究受到此时中国国内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的影响。由于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而且使得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生活的相对宽松、文化的多元化和异质化发展，使得社会的力量壮大起来，并第一次真正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而在这种变化之下，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真正有意义的变化发生了：他们被允许进入中国进行田野研究和资料的收集。1979年后，一批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进入中国，其中包括政治学家裴宜理、历史学家黄宗智和孔飞力（PhilipKuhn）、社会学家戴慧思等人；而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中国广东省政府更是在1987年邀请傅高义前往广东，用8个月的时间访问和考察了广东的14个地级市、三个经济特区、70个县和大量的企业，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有关广东发展的第二部著作《广东先行一步》。同早期的那本《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1969）相比，傅高义有关广东的新著作体现出此时当代中国研究的新趋势，即研究者开始将自己的视野指向"过渡中的社会"的成长过程。[11]（pp.395-425）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傅高义不仅分析了广东经济成功的原因，而且预测"如果政治环境能够给予广东人民更多的机会，那么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11]（p.viii）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比先前更为丰富，而且大量的研究集中在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开放上，内容涉及农村改革、市场转型、社会分层以及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等。[12]
第四，繁荣时期（90年代以后）。从1980年代末开始，当代中国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造成当代中国研究晚近发展的动力，一来自社会力量内部的变化，如前述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观点的影响，一来自80年代末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同时更来自于1992年后中国社会进一步的改革开放。
其实，在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开始出现一大批中国年轻学者的同时，在中国大陆业出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热潮。中国的年轻学者或与西方学者合作，或按照当代社会科学最流行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研究中国和中国社会，使得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改变了以往研究中国而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局面，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就像赵文词所说："我们目前比以往更多地与中国同事一起从事研究，而不仅以他们为研究对象。"[7]（p54）1988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成立之时，美国学者Michel Oksenberg的一封贺信点破了中国学者参与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性："近年来，研究当代中国的学术机构风起云涌，遍及世界各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美国和加拿大，但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没有这种研究机构。现在，你们总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样，对全世界中国学的发展都将大有助益。因为，世界性的当代中国研究，不可能想像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参加进来，而能取得理想成果。"[13]
随着当代中国研究成为显学，1990年代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大为增加，并且如前所述，许多论文开始出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刊物上，这预示当代中国研究不再是一个非主流的边缘领域。[14]与此同时，在西方留学继而任教的中国学者也出版或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包括边燕杰的《中国都市的工作和不平等》（1994）、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1996）；而周雪光的中国组织制度研究、陈向明的城市化研究、景军的农村民俗文化研究、李连江的村民自治与政治参与研究，以及李静君的劳工和新中产阶级研究也都获得了中国研究学界的公认。[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