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原先固化了30年的阶级阶层状况又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经济流域内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阶层。这个自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就退出历史舞台的阶层，现在不但再生了，而且其生长和发展的势头极其迅猛。仅仅在几年前，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还颇为大胆地预测，20世纪末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达到100万人。但现实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奈斯比特的预测：在一项新近完成的研究中，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上;[1]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官员则指出，自2001年起的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2]而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2001年在新加坡的一次讲演中，更是大胆预测，在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3]
尽管仍然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中国官方在正式的文本中尚未使用“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概念（使用“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是一个常见的替代），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业已出现并获得了官方的承认。2001年7月，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 [4]虽然江泽民的讲话重申了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的领导地位，但显然“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新出现的阶层不再被视为工人阶级的对立面，甚至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可以说，正是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动和意识形态的这种“松动”，为我们研究中国中产阶级提供了可能性与现实性。
一、中产阶级：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
十九世纪英国的法学家亨利· 萨姆纳·曼恩认为，从农业社会及前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种“从身份迈向契约的运动”。[5]尽管按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现象古已有之，但在前农业社会，社会分层地位常常是由先赋因素决定的，此即曼因所说的“身份”（status）;只是在工业社会，那由后天的经济社会和自致因素决定的社会分层地位，才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阶级”（class）。
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现在仍然常为人引用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也是最早论述阶级及社会分层的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6]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在单纯论战性的文章中大多持这种二元化的资本主义分层模式，但他在其他许多文章中也使用过更为复杂的包括其他阶级在内的分层模式。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但使用过“中等阶级”或“中产阶级”（Mittel Klasse / Middle Class）的概念，而且他还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介于以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7]这样的论述虽然与马克思其他的论述似乎有些矛盾，但却与中产阶级在20世纪中的发展实态相吻合。
马克思的中产阶级或中等阶级，其基本的构成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尚不多的管理者。而中产阶级的划分依据，基本上仍然是这一群体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
马克思的预测，首先在美国这个伴随着冒险和开发的新大陆成为事实。其实，在马克思做出他的预测之前，严格地说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就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8]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为大多数老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有关，也与米尔斯所说美国没有经历封建时代，在工业化之前缺乏一个暴敛社会财富的上层贵族阶级有关。[9] 但是，在进入工业化之后，尤其在工业化的早期，一者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者由于部分农民和小企业主的破产，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美国工业化的早期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早期社会日益分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对立阶级的看法。
但是，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作者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到1970年，白领工作者与蓝领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五比四。”[10]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被米尔斯称之为“老式中产阶级”的人，而是随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米尔斯发现，1860年中产阶级雇员的人只有75万人，而1940年达到1250万人。其中，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到56%（70年前他们只占15%），老式中产阶级则只有44%（70年前他们还占85%）。[11]在米尔斯之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大型垄断组织的兴起，美国白领的总数也从1940年代的1000余万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万，1980年白领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12]而在今天的美国，“工人阶级只占劳力的25%，而专业和技术的阶级（像管理者、教师和研究者）则占到总劳力的30%以上”。[12]在丹尼尔·贝尔看来，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相伴随，“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13]而这一切，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主要景观。
米尔斯所说的“新中产阶级”和老式中产阶级最大的区别有二：其一，无论是自由农场主还是小企业家，老式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的财产;而新中产阶级则大多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他们作为高级雇员为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因此，从财产方面说，他们的地位和普通劳动者一样;而“从职业收入方面说，他们多少是‘处在中间的’。”[14]正是存在这样的差别，英文Middle Class其实既可以翻译成“中产阶级”（对老式“中产阶级”尤为合适），也可以翻译成“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中等收入阶级”（对新“中产阶级”尤为合适，因为他们其实没有能够作为生产资料的“产” ）。正因为如此，米尔斯会说：“从消极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15]其二，即使是在今天的美国，老式中产阶级（如肯塔基州的农场主）还是会自己动手从事一些体力劳动; 但新中产阶级（除了大型百货超市中的售货员）从事的一般是脑力劳动，并且其中相当多的职业是专业技术性的。这既是新中产阶级也可以称之为“白领”（White Collar）的原因，也是这个阶级能够获取职业声望的资本。
米尔斯对中产阶级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在各种有社会学意义的研究中，艾尔文·古尔德纳的看法独树一帜。和米尔斯一样，古尔德纳也认为出现了一个新阶级，但这个新阶级的组成比米尔斯的新中产阶级要单纯一些，它由占主导地位的技术知识分子和处于边缘地位的人文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和旧阶级一样对这个社会施以影响和控制，不同的地方在：新阶级的资本是它在教育的基础上获得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而旧阶级凭借的是财富资本。[16]
无论社会学家们的论述有怎样的区别，在美国和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6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欧洲是这样，日本和东亚各国也是这样。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根据1958-1960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17]10多年后，日本的现象也出现在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亚地区。和日本一样，东亚地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虽短，仍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8]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学家的眼光又开始落在中国大陆这个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但它的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已经出现后工业征兆的国家。[19]上述研究，加之我们即将论述的有关中国大陆中产阶级的研究，确实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共同话题。
二、谁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在中国，由于自农耕社会以来，农民一直是社会的主体，它占到全社会人口的90%以上。加之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一直承受着相当大的人口压力，可耕土地本身的有限和地权的极度不均，决定了这90%的农村人口常常处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最下层，也使得我们的农业长期以来一直处在糊口水平。在这90%的农民和上层社会的少数皇权官宦阶层之间，有一个人数不多的乡村士绅阶层。这一阶层具有组织协调民间社会的作用，[20]也可以作“贫民大众和官方之间的缓冲阶层”。[21]不过，由于这个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是脱离劳动的、具有相当的寄生性质，并且常常是封建社会暴力统治的代言人，因此他们和美国早期的自营农场主以及欧洲市民社会中的自营企业主还有所不同，充其量只是一种“准中产阶级”。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阶级成员主要的来源有这样几部分：（1）原先乡村中的一部分有文化和资本的士绅及他们的子弟，进入城市从事现代民族工商业成为所谓“新士绅”；（2）1840年以后，随着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外国企业和资本即所谓“洋行”也进入中国，他们吸收了一些懂外文的青年知识分子充任文职雇员，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批“外企白领”；（3）在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中也出现了第一批管理者；（4）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政府机构的日益扩展和科层化，也出现了第一批政府官员；（5）最后，伴随着现代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教授，以及律师、作家和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这最后一批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对新思想和新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递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49年的革命之后，中国中产阶级失去了滋生的土壤。尽管这个阶级没有遭受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那样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对待，但其中大多数置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成员，在经历各种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 ）和经济改造（如工商业改造）之后，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这样，在1949年的革命后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前，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间阶级是由类似白领的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按有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其中还包括了国营企业中的职工。这些“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通过撒列尼和倪志伟所说的“再分配机制”获得了比广大农民和集体企业中的普通职工更多的利益。[22]但是，这至多是一个“中等收入的阶级”，而不是所谓“中产阶级”。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不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包括房屋在内的私有财产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受到保护，加之这些收入处在中等水平的人群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参差不齐，其中作为一般社会中中产阶级之中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则属于团结和改造的对象，更遑论对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走向发生影响。
中国中产阶级的重生始于邓小平1978年开始倡导的改革开放。换言之，我们接着要论述的198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有人估计，如果将人均收入在1－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都计算在内的话，估计目前进入中产阶级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0％－25％。[23]具体说，这一“中产阶级”人口包括这样一些基本的社会构成：
（1）1978年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
（2）1978年后与私营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家同时产生的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体户；
（3）与党和国家机构有连带关系的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国营企业的领导人；
（4）因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外企白领”，包括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中方管理阶层和高级员工；
（5）大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随着社会需求的高涨，高等学校中MBA和MPA的培养数量也越来越多，这是中国中产阶级中成长最快的一个部分；
（6）因高新技术的采用和新行业的出现而产生的高收入群体，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
在确认中国中产阶级人口的时候，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讨论：其一，我们能够注意到，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出现基本上是1978年后的事情。在西方，中产阶级的成长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有相当的中产阶级家庭表现出了较高的代际间的继承性。但是，在中国，由于1949年革命后中产阶级基本上寿终正寝，因此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是第一代。尽管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过撒列尼所说的“精英循环”现象，即革命前的社会精英的后代，在市场改革后又从社会下层上升为社会上层（最典型的如荣毅仁家族），但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他们的父辈在革命前是否具有中产阶级背景关系不大。不过，人们注意到，1978年后出现的一部分中产阶级与他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占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有关：陆学艺的研究证实，中产阶级中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优势，与他们是否能够调整自己的社会位置，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运用原有的社会关系资源、权力资源和知识资源有关；[24]而戴维·古德曼在山西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无论是私营业主，还是国有企业的经理，都与国家及党的组织有着良好和密切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前提之一。[25]
其二，在西方，老式中产阶级的产生和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前后相距一个世纪以上，前者主要是工业化的产儿，后者是工业化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产儿。但在1978年后的中国，这两个中产阶级群体则基本上是接踵而至的。这是因为，中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如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以及小业主等，严格说并不是工业化本身的产儿（在1978年前，中国的工业化就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并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和科层制体系），而是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的结果；而改革开放则将中国社会推进到世界的舞台上去，并很快在它的工业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包含第三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后工业成分在内的经济体系，而这一切都是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等新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浮现的前提。老式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出现的时间间隔之短，从1980年代全社会关注的“脑体倒挂”现象到1990年代很快成为“脑体正挂”能够获得一种感性的证实。
三、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兴起
在西方，工业化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背景，但在中国，工业化本身并没有对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动发生必然的影响。我们看到，工业化的背景是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社会转型下发生作用的。
这样的结论基础是，尽管在1949－1978年的30年间，中国的工业化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它的年平均增长率即使去除灾难性的大跃进年代（当时最高的年度曾达到110％）也在7％左右。但是，除了遏制中产阶级滋生等政治手段外（政治上的做法包括两个似乎对立的方面：一是在工人农民的对立面维持了一个“符号性”的剥削阶级达30年之久；[26]二是在所谓“人民”的范围内实现平均主义的“去分层化”[destratification][27]策略），另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使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即使在经济上也是一个梦想。这些因素包括：由于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前提的，因此与国民消费生活有关的轻工业和服务业一直严重滞后于人们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由于在农业中贯彻“以粮为纲”的原则以及人民公社本身的半军事化的管理原则，农民的社会流动受到限制，而包括粮食在内的农副业消费品也一直处在严重的短缺状态；由于先后与美国、印度和苏联的军事对峙，国防开支一直占到国民收入的相当比重；……这一切都使得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在1952－1980年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增长。[28]
变化发生在1978年以后。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运动。这一运动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转向城市的诸多经济领域。在此后的20余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78起，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8左右，1992－1994的三年间则达到11－13%之间，即使在全球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普遍低迷的20世纪的最后几年，仍然达到7%左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上提出的在1980－2000年的2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也提前5年实现。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强国，而按麦迪森运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的测算，中国更是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2.9%。[29]
如果说中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迅猛发展，为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还与1978年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其一，沿着1949－1978年间的工业化道路，继续实现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的转变；其二，尤为重要的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其三，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转变。我们紧接着就会看到，正是这种社会转型及下述由这种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变化，使中国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成为现实。
变化之一：政治的清明和宽松，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市民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在一定范围内的出现，这是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是1979年后中共中央宣布为地富子女摘帽，并结束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变化，伴以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改变尤其是职业的分化，使得中国社会的分层得以从“符号性”的阶级标准转向职业标准，而这正是中产阶级得以出现的前提之一。能够想象的是，随着国家不仅对经济生活同样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弱化（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将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变化之二：经济的持续稳固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是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中国经济在20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承认的不争事实，而它未来的发展也为世界所看好。而对造就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基础，但国民收入的提高及提高的幅度更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事实是，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81％，[30]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成就将更多地转化为民众手中的财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诸多因素的变化也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促进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1）中国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已使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在不断地减少，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的增加比率则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尽管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农民大量进入城市，第二产业中国的蓝领工人的数量会大量增长，但显然由于管理的需要和技术的进一步运用，白领管理者的数量也会有明显的增长。（2）据专家估计，我国“十五”末期市场化的程度将达到65－70％，2010年将达到80％以上，[31]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提高进一步促进阶层的分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将造就更多的中产阶级。（3）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但为普通农民工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提供了可能，也使其中的佼佼者和农村中原先的乡镇企业家和包工头有可能在城市中谋生，并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4）尽管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尚未写进宪法，但是国家推行的发展私有个体经济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2002年的最新统计表明，上海的私营企业数已达18.83万户，占全市的比重达到50％，户均注册资本116.9万元，总资本2000亿元。而这样的令人注目的数字还排在广东和浙江之后。[32]而对普通城市居民来说，国家推行的房屋改革政策也在事实上使私有生活资料财产的拥有合法化。在房价为全国之最的北京，仅一个房改就使那些拥有地段较好地区房屋的几十万市民成为“百万富翁”。
变化之三：文化的多样化和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也为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文化和精神基础。在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都提及了文化表征对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事实上，英文中“Class”这个词本身就既具有阶级、阶层的含义，也具有文化上的品味和格调的含义。[33]布尔迪厄更是提出文化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34]能够想见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在文化和文艺只能为政治服务、只能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的时代，工农兵文艺和文化的唯一性和正统性，不可能赋予中产阶级（即使在经济收入上存在这样一个阶层）任何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的多元性和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性也恰恰是在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中获得的。另外，如米尔斯所说，“大众教育也是新兴中产阶级职业兴起的一个主要社会条件，因为这些职业需要教育系统提供的技能”。[35]1978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增长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目前大学就学率已经达到12％左右，正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不过，单纯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还不能必然造就中产阶级。白威廉的研究就证实，自1930－1978年间，中国民众受教育的年限逐代增加，但他们的职业等级和收入则逐代降低。[36]这一现象的改变发生在1980年之后，自那以后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断提高，到2000年已经达到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长6－7％），这一经济回报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它也为中产阶级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的新中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