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并置身于现代社群之中，就得有所思和有所信，就得有理性界定何所当为何所不当为，因而便产生出基于人在处境中进行自我确证和表达的社会观念或主义。所以，只要是基于真实的意愿而非诱骗与胁迫的主义和信念，都应当对其参与人和信奉者具有内在的节制和良性的引导，并依此路径对相应的社会关系和价值准则产生积极而有效的干预和影响，即任何人为的主义和信仰都必须立足于以人为其理论和信条的阐发基点，以人的处境改善和价值实现为其目的和旨归，让人觉悟到自己与他人不可割裂不可分化的相关性，从而建构起利己与利他，公共责任与个体担当互信共守的清晰边界，让人在集体关注和个人自决之间寻求到最佳平衡点的同时，还因信念的激励而使我们既能看到个人自由对社会进步确定无疑的创造性价值，又能领略到社会参与所给予个人的荣誉评价。有鉴于此，我们就可以超脱于庸常俗务中单纯利己主义“小我”的灰色定位，在对人的处境进行深度分析之后确立有光彩和意义的生活价值，从而使人们能够立足高远执守对生命伦理的尊重和信赖，最终培育出个人与社会共同体之间彼此尊重和荣辱相关的共生意识。
爱因斯坦说过“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人生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秉持着对真实而有益于社会平等与正义的信念执守，才能在直面纷繁的社会不公不义和一系列罪错时不致被误导、被捉弄，以此避免因道德失范和公正缺席而导致精神向犬儒化坍埸，才能保持住我们对人间是非黑白不可偏废的观照尺度和辨识原则，最终为我们找到心灵的慰藉和安身立命的根据。众所周知，人不可能仅仅为自己活着，也不可能只依据自己的好恶私定公义标准，因为我们赖以存在的所有光荣与梦想，都来自于对社会参与所产生的积极而有建设性的影响，所以便不可能完全囿于个人或组织的私性领域以确认自以为是的成败荣辱，更不可能仅仅依据主观判断自命真伪，尤其事关宏旨的大叙事大主题，更不可能无需社会历史的检验求证，即可标榜自说自话的伟大光荣正确。因为俗世无神圣，所以便不会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主义或真理，基于对人性原欲缺陷的警惕，我们既否定一切伪教义浮夸自恋的意志迷狂，也要抵制和消解借重利益贿骗和暴力压服以自证其“真理性”的观念与制度谎言。面对为表达人的俗世愿望和利益而组建的各种社群党团所标注的宣言旗号，我们都应该运用分析理性对其真实性葆有足够的质疑和清晰的洞见，从而不致被其耀眼的词条和诱人的神采所俘获然后落入其圈套。
虽然世无神人，但人间却应当有正义，有能提供给人类以喜悦和幸福的理想之所在，否则人就会堕入自暴自弃或无知无畏而后蛮横的境地，所以我们需要具有前瞻性的思考来振奋人的信心和加固内在的道德，以此消释现实的恶象所给予我们的悲情和绝望感。众所周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没有“星期五”之前，鲁宾逊尽可以率性而为，但有了“星期五”的存在，鲁宾逊的行为就和别人具有相关性，他就得依据“双方知情同意和不伤害”的伦理原则行事，所以我们作为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人的意义表达需要旁证、需要他者作为前提，从而依托于公众意志的栽决才能最终实现自我扬弃或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尽管有太多的世道牵累让人不堪负重甚至疲于奔命，我们也承受了太多的人性恶所给予人本身招徕的祸事和罪孽，但我们仍然坚信：只能寄望于人的理性自觉和良心复活，只能依靠人对自己问诊检疫并制定出相应的救济方案，才能最终促使社会自动生成修正和反思机制并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因此，我们的所思所虑、以及根源于人的精神与利益需求而形成的各种观念形态和制度设置，无论其指向如何殊异，都应当也必须立足于对生命处境的真实关切，都得有一个为天地生灵着想和寻求“出路”，并将人性导向光明的基本原则，在关注自己如何活的同时还得心有旁鹜，并将个人或组织的利害得失置于公共法理和人间正道圈点划界的评价之内，都应当在树立个人信心和道德尊严的同时，能校准个人之于社会存在的维度从而找到自己的天职。
所以，我们只有立根于对“人人都有缺陷”这一先于经验的命题有清醒的分析和判定，才能做到既不大喜过望轻信组织和政团挟民意以自重对个人主体性的侵犯，从而轻易让渡个人主观认知和思考的裁量权，也不囿于个人的自利倾向而远离社会公共事务作壁上观，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剔除其大而无当的外延指涉，则其内涵的公共责任召唤的确也道出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世道公理。因此，只要有了理性的判断和自我修正的机制，我们便能更好地确立个人对社会共同体的基本态度，为了能够使个人私性的愿望不致与社会整合的“主旋律”产生冲突和对抗，我们都有赖于思辩和理性的推演看得清个人的弱势与公众的盲目，由此既不被集体功率强大的“势能”所牵引然后跟风助阵将个人自主意识灭失，从而被动或主动协从“多数专制暴力”对无结合力的少数“异类”落井下石的挤兑和伤害，也要遏止因个人自恋而放任主观主义僭权枉法乱作为、。总之，应当在个人自决与公共评价之间设置可以磋商和让渡的协调机制，明白“个人自由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语），才不致被个人或群体意志的反理性迷狂所误导和改造，从而衍生成：专权者个人或集团可以横行无忌，公众则因“集体无意识”而被权力中枢边缘化为无所作为的草根群氓。
然而，诚如法国心理学家勒庞所看到的：“群众永远是糊里糊涂的，总是被误导去做各种各样的蠢事，而且还误以为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返观我们曾经有过和正在经历的一切，札米亚京式的“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尽管人数众多，但个体所具有的自主精神总是被拆解、被重置，在人生本应丰富多彩的表演之中，我们总是被各种居心叵测的学说和政治功利主义劝化媚俗，然后被不可质疑的“主流庸俗趣味”所主导，将自己压缩在形而下区间争名逐利“既自以心为形役”（陶渊明语），从而被反复告知：利益高于一切，生存权即人权而且涵盖了人的全部社会学尊严，拥有财富和支配权是人之作为社会存在的唯一确证方式，人生在世的意义只有能指而不必有所指，于是，作为承载人的生物需求的“活法”如：食、色、利和权等当下可以指证的实体，便成为人们戮力较劲、痴心延揽的首选项，在多数情况下支配人们行动和作出决定的准则都不是道德信念而是利益，是现在时态触手可及的实物收购和名利盘点，正是这种基于当前得失攻心为上的社会整体性利己主义趋炎附势的价值遵从，才最终导致对原始欲望的无度满足被放大外延成普遍而最具动员效能的政治命题和施政手段。
于是，在专制语境中：人的本质意义完全治受制于功利主义政治行为的诠释和反复篡改，被简约为权力博弈之中可以随意归类、拼盘组合的社会构件物和阶级材质， “人民”成为没有实证功能的群氓，成为可以根据不同权力主体的利害需求而主观臆断其内涵和命名的“虚词”如：“暴民刁民草民良民、革命的人民、创造历史的人民”等等，语境不同叫法含义也不同，实则都只是被当作可择其“效用”而驱策牧养的“人口或人质”，其境遇如何全凭权力庄家心情好坏或对其有利可图与否，所以，谁能“养活”并驾驭调教好这些人口，谁能解决吃穿住行并操控利用好他们最本质的需求（多半是粗鄙原始之欲）并使其身家性命有所保障，使其自利性私欲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和满足，谁就算活学活用并吃透了政治谋术的厚黑大全，把所谓“普遍真理”同本土资源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谁就算“替天行道”且赢得政治上攻守自如的家当与“道义”优势。
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由此派生的政团在编织信仰誓词和构设纲领制度时，都极尽能事地讨好投合人的各种原始需求，动辄以利益期许、封侯晋爵等现实好处作诱饵当幌子，他们所依凭的所谓文韬武略经国大计，既不是修齐治平的现实统筹，也无立足远虑的政治哲学，他们甚至不必有系统的政策理论建制和先验而具创见性的公共意识，所以也就无需深究个人伦理对应于国家社会的精神谱系和政治智慧，只管抱定祖制体例以避免外戚僭主篡权改国号，堵防“冤民暴民”天街作乱毁庙堂即可依钵相传、道统正宗，从而稳准狠地掌控利用好民心向背，就算弄通了打家劫舍、安邦定国的文治武功，号准了江山气脉兴亡沉浮的定数，所以才有数千年仁政德政昏政暴政、陈陈相因反复轮回作践，才有经百年政团帮会“一贯道”主题依旧了无新意的拉圾回炉折腾！
正因为如此，他们根本不用费神劳力争眼看世界然后内引外联进行制度体系的变革创新，也无需借此输入有关政治文明的知识给养帮助自己提高执政能力？，而只需纵向寻踪随便在历史的权术库房中寻几件施恩布德的陈年旧谱活学活用虚张一下声势，即可了悟离乱治平中的整合与制御真传，因为他们知道人们最急切的需要是什么，当然既不是道德的说教，也无需信仰和主义的救赎，而是食色之欲，是对权利威仪难以遏止的贪婪和虚荣，因此他们总是能投其所好紧紧抓住人的弱点动脑筋打主义，因材“施政”对人性善恶趣味加以引诱和利用，并美其名曰“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他们用以搜罗支持力量和夯实权力基础的手段和策略都具有随机性和可变性，都是就地而即时的、投机取巧的，这样才可以把宪法当儿戏、把法律作技巧。总之，一切都是策略是手段、是形而下的技术层面。所以，无论是焚书坑儒搞思想运动，抑或制造 “冤假错案”、以及各种权灾人祸然后极尽妍态“下诏罪己”平反昭雪；还是搞“洋务”弄开放、乃至战争或媾和……林林总总，举凡这一切都不是基于原则观念乃至民生大义要求之使然，所以也就毋需争是非论曲直硬要搞历史清算，其实则都是基于制度维权的需要而作出的苟且之计，是权力组织化解危机、巩固既得利益的临时性救济手段和策略而已。
所以，但凡受制于极权专断品质的个人或政团，其本身都不可能有真正的主义或信仰，也不必相信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和值得用心守护的信念，总之，作为反智与反道德的无主义权力配置，既没有可以遵循的行为边界，也无须设置某种道德谱系以桎锢其纯粹“临时打主义”的投机本性，再加上占据有恃无恐的暴力正当性和司法豁免权，其对人伦礼数的背叛和绝情无义比之于黑帮魔教和市井青皮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组织原则和哲学理念可以左右其对权力的随意把弄和支配。所以，他们没有主义不讲信用，也不必深究有关政治哲学所应遵从的治国理念和思维路径，因而也就不可能拓殖出富于创见性的执政意识以适应现代政治文明的需求。反之，对于任何权力中人，其只需精熟于油滑圆通的处变机巧，号准权力场域上上下下的筋脉脸相，即可把握住中国特色“无主义社会”政治的胜算法器。
正因为如此，他们本能地拒斥一切形式的主义或信仰，反对一切拘泥于法条原则的政治立场，并顽固抵制权利游戏中任何形式的让渡、磋商与妥协，他们坚信：权力就是效率，拥有权力就拥有一切，因而把一切有碍于其权力铺张的信仰或主义都视为“搅局理论”并表现出神经质的敏感和防范，他们清楚地知道，任何真信都会对人的现实境况提出发问和质疑，都会有对人生各种可能性认真推论并付诸实际的行动，所以便会对虚假谬误不予认同和附会，从而拒绝与权力结党营私从事政治违法和制度犯罪。因此，独裁者们除了虚构某种价值对人们进行诛心改造以使其自觉服从之外，他们总是力图分化瓦解一切真实的主义和信仰，以便于网络和引诱更多听命于专制意识形态驱使的无主体辨识力的臣民。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悖谬的事实：历史总是被恶行所主导，现实总是被乱象所遮罩，人类对正义和善的诉求始终处于理想而非现实的期待状态，虽然对明天会更好的祝福和守望保障了人间没有整体向地狱崩塌，但层出不穷的社会灾难也几近将人们逼向绝望的境地，并严重扭曲和挫伤了人心向善的热情和希望。正是这种长期性的正不祛邪、善不胜恶的人间社会常态教化和演示之使然，才使人们都习惯于被反理性能量所误导和牵引，然后集体倒向当下的各路得宠者，由此才造成盲目的冲动往往压倒智性的分析和思考，最终将社会公共生活层层败坏并让路于反智与反道德力量甚嚣尘上，一次次劣质恶化组合并上演着挥之不去的灾难性“主旋律”。所以，同样是勒庞所说：“群体性领袖，尤其是革命领袖，大多才疏学浅，他们的勇气超过才智，意志超过思想，因为才智过多会给他们的行动带来障碍，但正是这些才智有限的人给世界带来最大的影响”。
综观以上分析，我们常感绝望窒息的是：比之于传统专制统摄用民防民的粗鄙逻辑，现代专制政团更擅长于以现象上表述清晰、目标明确的系统化颠覆理论和公共策略，在群居社会中进行反复的分化组合，利用社会历史主客观因素形成的序列级差和不均势现象制造紧张关系，在人与人之间植入离散性因子以期达到分化瓦解其结盟的目的，将人众按政治许可进行身份编制和等级排序，从而全面掌控对社会的精神评价与物质资源分发权，以便实现其对人民全天候的体制化监控和隔离，最终将原有自足谐调的社会伦理和人情生态导向对政团同盟的无原则依附和归化，迫使人们自愿委身于最具赎买能力的寡头政团。这时候，个人的申辩和主张就显得无足轻重甚至毫无意义，个人一路退让，在非法政治恩威并举、无所不用其极的威逼利诱之中始终处于守势和退势。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得不迷恋于力量的神采，不得不被各种现世成功的虚拟光华所蛊惑，为历史与现实博弈对局之后的赢家们所折服，日久之后势必内化成为人们自愿适应甚至积极效尤的精神品质。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在绝望中寻求希望，寻求有益于人性健康成活的出路，所以我们相信：“人人都希望着能诗意地栖居”，相信对某种形而上的坚守能使庸常的生活显示出有意味的形式和美感，因为“思想存在于人的日常行为和生活之中，它凌驾于一般的语言结构和认识之上”（福柯语），有足够的事实表明：思考总能引领人们走出现实的顿挫和人性的误区，帮助人们克服精神上的荒谬性和软弱感，引领人们摆脱生物属性给予人的种种限定和羁押，让人获得“社会人”的尊严与荣誉评价从而活出意义来。有了思想和信仰，我们活着便有了根据，便因为心有所寄然后超脱于日常机械重复、庸俗无聊的光阴轮回，从而避免社会结构中因政治经济、文化身份和族性等因素形成的误解和忌恨，为人们寻找到辨识行动的方向和价值追问的力量和源泉。因此我们应该有值得寻根究底的价值追问，应该有直抵天地万物的内在关切和大爱，而不是蔑视生命、诋毁造化所赋予人的本质属性并将其妖魔化牛鬼蛇神化，从而肆无忌惮地秉持着无主义无原则随意盗用“宏大主题”之名滥施暴力残害无辜，更不能因在非法的权力博弈之中取得胜局从而获得了操控话语殖民霸权，便可率性而为不经授权委托就要强制代表公众的头脑和发展方向，让芸芸众生为其个人或集团的各种“馊主义”假信仰纳税买单。
